在《地下雷普利》中，帕特里夏还聪明地发现，与其制造赝品，不如创造（虚构）一个能够制造赝品的人物。赝品画家德瓦特先于赝品德瓦特画作而诞生，由此他不仅能画得像德瓦特，还能随心所欲画得不像德瓦特，因为德瓦特自己也有权变得不像德瓦特。

    犯罪学界因此应该给帕特里夏颁奖。《女作家传记》（The Talented Miss HighSmith）上说，这点子来自三十年代横行欧洲的荷兰假画大王米格伦（Hans von Meegeren）。这家伙伪造的维米尔作品甚至卖给纳粹德国的格林元帅。据说，帕特很喜欢米格伦的风格。但我们看来，替一个已故当代画家编一套故事，让他继续画出无穷无尽的作品，实在要比伪造几幅十七世纪的维米尔更具想象力。而且，这情节岂不是小说家在描述自己的工作方法？

    一个小说家，向来都是在虚构小说人物之前，就先已虚构出“小说家”自己。我们在这里说的不是叙事学意义上的“叙述者”（他的语调、风格、视角、立场）。我们在这里说的是坐在写字台前的这个人的自我意识（他的狂妄和自卑将会恰似雷普利的狂妄和自卑）。与这相比，语调风格这些东西倒像是雷普利在各色城市舞台上穿梭表演所携带的那些收藏品，那些刻有首字母缩写的戒指和旅行箱。

    帕特里夏创造出一位小说家“帕特里夏”，让她干预、推动小说中人的行动，正如雷普利创造出画家德瓦特（《地下》）和杀人犯乔纳森（《游戏》），给他们动机，让他们动手。小说家藉由交往，理解他人的自我，同时认为自己有权随意窃取这些人格，并以之为容器，虚构出他的人物，正如同雷普利认为自己有权窃取他人的自我，以之为容器装进他自己或者另一个人。

    雷普利拥有的天才，正是一个小说家的天才（如同这词语所包含的微讽也是小说家对自身的微讽一样）。他们所有的，不过是一种藉由想象而来的虚构能力。如果说因为这虚构能力过度，而导致雷普利产生自我意识的错觉，那此等认同错觉乃至人格空洞，同样是小说家的职业病。

    我们知道，终其一生，帕特里夏都在不断地虚构自己。虚构写作笔记和日记，改变日期或当事人，用伪造身份邮寄信件，（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用腹语术对着录音话筒口授信件（那只她洁癖强迫症似地不断擦拭的话筒）。

    帕特里夏创造出小说家“帕特里夏”，由其虚构雷普利，再让雷普利肆意创造从富家子、画家到杀人犯各色人物。这一连串虚构自我的超链接，构成小说家巡演世界的人格舞台。

    这样说，不是要对雷普利系列小说作元小说解读。我们宁可说成是，由于小说对人物的分析如此精细，以致读者发现雷普利的犯罪与小说家的写作，竟似乎有某种心理学意义上的同构。雷普利在他最狂妄时，便如小说家将混沌复杂的世界削繁就简，自行勾勒一幅逻辑棋盘，投下赌注演习人生。雷普利宁愿整理唱片也不上楼收拾不可示人的文件，只是因为按他假设的前提和计算，他妻子从不看他桌上的文件，当然这次也不会去看（《跟踪雷普利》78页）。但这拟想的因果演算，要是一头撞入现实世界那团乱麻中呢？

    小说家对此情形确有预计。雷普利不断由伪造欺诈的轻罪始，却次次以杀人重罪收场。这更像是小说家对自己的警示。她胆大妄为捏造驱使笔下人物，这难以控制的想象和虚构能力让她感到惊悚：上帝的法庭中，有没有专门追捕小说家的警察？

    就像雷普利，帕特里夏也常会遭遇刺探者。那些做过功课的八卦记者跟普立彻夫妇（《水魅雷普利》）同样让人讨厌。她恨不得杀掉他们，她也确实已在小说中杀掉这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