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戴蒙德在内的众多学者认为这个神奇的变化是语言。是某种舌头和喉咙的解剖学改变，使得人类可以发出复杂的声音了。这时候复杂信息的传递才成为可能，而交流导致创新。关于语言在人类进步史上的意义，我觉得凯文·凯利在《技术想要什么》这本书里说得更好：有了语言，人才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有意识的创造才成为可能。其实语言还导致一定程度上的抽象思维，射箭的时候瞄得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样的知识光靠比划很难弄明白它的通用意义。语言能力大概是人类进化史上最后一次重要硬件升级：四万年前的人已经具备了现代人的一切素质，用戴蒙德的话说，只要有条件，你完全可以教会他驾驶喷气式飞机。

　　我们发现，人类发展史上的各种硬条件并非是你努力就能逐渐获得，像语言能力这样的重大机遇也许纯属偶然。此书列举了动物世界其他偶然进步的例子，比如，啄木鸟是一种非常成功的生命形态，想要进化出来也不算难，但却并没有在世界各地都出现。再比如，植物纤维素无处不在，但是能消化纤维素的动物却不存在！食草动物消化纤维素其实靠的是肠道里的微生物。另外，昆虫会种植粮食，动物却不会。更有意思的例子是，人类现在会使用无线电了，而在动物世界从未有过使用无线电的先驱物的任何先例。如果机遇如此偶然，那么智慧生命的出现就很可能是一个罕见事件，也许就算有适合生命存在的星球，其中也未必能演化出人这样的智慧生命来。

　　戴蒙德并没有对人之所以为人的所有硬条件进行总结性评估，但我们不难从这本书里悟出人类发展的两个制胜法宝。第一个法宝当然是创新，创新的一个关键是语言。另一个关键则是年龄。到大跃进前夕，尼安德塔人几乎没人能活过四十岁，而克罗马侬人却突然演化到能活六十岁以上。在发明文字之前，老人对知识传承的意义是决定性的。作者提到在采集-狩猎时代，即使只有一个年过七十的老人，他的知识也能决定整个宗族的命运。但是这个年龄突变是从哪里来的呢？男人方面不太了解，但一个重要因素是女人的停经。一般动物过了生殖年龄就会死亡，因为它们的任务就是传宗接代，基因传下去生命就完成了。而女人却可以在中年停经，并且继续生活很久。要知道生育是一种极大的风险，停经显然是对女人的一种保护，使得她们可以一直活到老年，来完成传递知识的任务。

　　人的第二个法宝是合作。有意思的是这一点与性行为很有关系。在动物世界中人的性行为有两个独有的特点：隐性排卵和隐性交媾。女人没有发情期，排卵没有征兆，以至于科学家直到1930年才搞清楚女人的排卵时刻，此前以为女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受孕。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最好的解释是只有这样才能把丈夫长期留住。更进一步，如果排卵和交媾都是公开的，一旦有个女人正好处在发情期，男人们看到她（照抄此书用词）“肿胀鲜艳的阴部”，势必彼此争斗来夺取这稍纵即逝的交配机会。一个这样的社群没法进行有效率的合作，可见人的性生理是多么重要的硬条件。因为没有控制实验，这些理论算不上是严谨的科学，但是道理是可取的。

　　创新与合作，这两个法宝合在一起，才是人与动物真正的区别。它们给人带来了无与伦比的优势，从四万年前开始，动物在人的发展史中逐渐出局，剩下的剧情变成了人与人的竞赛。克罗马侬人的后代走遍全球，人群和人群之间已经不存在基因的差异了。但自从一万年前农业被发明以后，各地人的发展差异开始越来越明显。具体说来，若论技术和政治发展的速率，以欧亚大陆最快，美洲慢得多，而澳洲最慢。这又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不再是人种硬条件，而是各地区的硬条件不同。大约六千年前西亚人已经驯化了绵羊、山羊、猪、牛、马这五种家畜，那么为什么美洲的人就做不到？原因不是美洲人笨，而是美洲的对应物种根本就不可能被驯化！就好像在一个设计得不够均衡的电脑游戏里被分配到了贫瘠之地，美洲人缺乏文明发展的战略资源。如果本地没有这些物种，能从外地引进过来也行啊，但能不能引进，同样取决于地理因素。这部分内容属于《枪炮、病菌与钢铁》的范围，本文不必赘述。

　　考察人类发展史，我们没有发现“人定胜天”，我们发现的是人奈何不了大自然给的各种硬条件。1944年，二十九头驯鹿被带到了圣马太岛，它们以岛上的地衣为食，到1963年居然繁殖到了六千头。然而地衣是一种再生缓慢的资源，根本经不起这么吃，结果一年之后正好赶上严寒，这些驯鹿居然几乎全部饿死了。人类又能如何？为什么古代西方文明的权力中心，要不断地地理位移？为什么现代超强国家不包括希腊和波斯？因为他们以前依赖的环境被自己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