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天生就是合作的动物。但囚徒困境下，合作何以可能？因为在博弈次数有限且双方信息互不沟通的情况下，相互背叛而非合作才是最佳策略。这就是说，合作或背叛可以视为博弈论意义上的策略。《合作的进化》（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著，吴坚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讨论的正是这一内容。其中有一种策略，叫做“一报还一报”，其得分总是高于平均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策略呢？说来简单，它有四个特点。首先，信任在先，初遇对手，总是选择合作；其次，奖罚分明，当对方也合作时，报之以继续合作，若对方背叛，则下次必定报复；第三，宽容为大，报复仅限一次，决不永远记仇；最后，策略明晰，无须对方琢磨猜测。就是这么四招，却在所有策略中胜出。显而易见，其胜出的一个必要条件却是，所有对手之间具有足够的相遇机会。亦即当存在长期合作的可能性时，个体才会视长远回报高于短时得利，从而选择合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中，人们才会选择合作；不仅如此，一报还一报策略其实不也正是我们最佳的处世方式？

    近来雾霾凶猛，有经济学家经过成本收益核算之后，为我们开出的方子是，相比于从源头上治理污染，出门戴上口罩、在家安装净化器要更为合算，尤其对于穷人而言。若有读者认同此种观点，建议不妨阅读《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黄有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作者在书中澄清了不少流行于世的误解，比如，中国应该鼓励消费与汽车；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不利；等等。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耳熟能详的说法是，中国的难题就在于人口压力太大。但作者仅列举事实就揭示了这一说法的似是而非：除了岛国澳洲，人口密度最低的非洲，也是人均收入最低的洲；人口密度最高的欧洲，也是人均收入最高的洲。其实日本也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作者强调，人们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快乐，亦即政府应该致力于每一个人的长期福祉最大化。因此无须复杂的经济学原理，我们就能明白，须臾离不开口罩和净化器的生活，谈不上福祉最大化。

    《第三种黑猩猩》（贾雷德·戴蒙德著，王道还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的作者早为中国读者所熟悉。在这本最新面世的著作中，作者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农业的出现对于人类来说，几乎是祸大于福。有考古发现为证：希腊、土耳其出土的史前期人骨，男性身高平均为177.8厘米；女性为167.6厘米。然而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男性却是160厘米，女性是155厘米。身高反映的是营养状况，显而易见，自从有了农业以后，人们反而吃得更差了。此外在美洲，早期印第安人的骨骼，看来都非常健康。但自玉米成为主食以后，蛀牙及牙周病、贫血症及各种传染病例均有增加；甚至寿命也变短了。如此说来，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都非健康的生活方式，莫非我们应该退回茹毛饮血的史前年代？当然作者决无这样的意思，不过阅读此书确实可以加深我们对自己本性的了解。

    说起近代史的扎实考证，黄克武的两本著作值得推荐：《惟适之安》（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以及《自由的所以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它们都以严复作为研究对象。在《自由的所以然》中，作者详细考证了严复如何将密尔的《论自由》译为《群己权限论》，通过摘引中英原文比较，列举其成败得失之处。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指出，在密尔的著作中，极其注重论证（argue）的力度及其严谨，这不仅因为密尔的父亲本身就是一个逻辑学家，更在于整个西方民族的思维方式就注重逻辑论证过程，而不只是给出一个现成的结论。但严复在翻译中，却不时会漏译论证过程。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漏译。阅读英文著作，时常出现argue这个单词，但在中文的语境中，有时把它译为“指出”或“认为”之类，我们似乎不太习惯于在论文中使用“某人论证”这样的说法。事实上，注重严格的论证恰恰是我们的软肋所在。

    在《惟适之安》中，作者还专门讨论了严译名词终究不敌日文译名的情况。这当中的原因也是值得琢磨。有些词，严译更为妥帖，比如evolution译为天演，而非进化，但如今流行的恰恰是日译的“进化”，以至造成不少误解。再有如right和power，译为“权利”和“权力”，均与“权”有关，以至容易造成更大的混淆。严复当时即不认同这一译法，因为权宜或权谋在中文中，都有负面含义，而right却是一个正面词汇，因此他译为“直”。作者在书中提供不少翔实的史料及其辨析，值得细读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