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地说，关于SSC的争论并不仅仅局限在科学家和政客之间。在科学界内部，也有关于建造SSC的不同意见，反对者中甚至也包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比如安德森、彭齐亚斯等人。但是，这种争论主要集中在科学界内部的优先性分歧之上，也就是在预算一定的情况下，究竟应该优先保证大科学研究还是小科学研究的问题，这自然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

　　如果考虑到美国在之后的二十年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投入了超过三万亿美元，其中任何一个月的军事开支，都足以建造一个SSC，这就不免让人为科学在政治家眼中的地位感到悲哀。从德谟克利特、伽利略、牛顿到今日的物理学家，全人类对宇宙终极规律的探索，就这样被推迟了二十年。而为了节省那几十亿美元，美国则眼睁睁地把粒子物理的研究中心地位让给了今天的欧洲。

　　好在，《上帝粒子》一书并没有白白出版。无论如何，莱德曼给希格斯玻色子取的这个“绰号”经过媒体传播，在公众中迅速走红，从而使更多的人记住了这个名词。其实从物理角度来说，很难认为“上帝粒子”有什么实际意义，甚至这个称呼还遭到了多数物理学家的强烈反感，尤其是希格斯本人（因为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不过，显然它能使多数读者留下深刻印象，这大概也就够了。

　　莱德曼后来说，这个叫法只在两类人——虔诚地相信上帝的人和坚决不信上帝的人——中引起了反对，而剩下的大多数则表示欢迎。他同时也表示，本来并没有把希格斯玻色子叫做“上帝粒子”（God Particle），而打算叫做“该死的粒子”（Goddamn Particle）。因为这个粒子迟迟不能发现，使得物理学家困扰至今。不过因为后者太过不雅，无法通过出版商那关，所以此书的合作者迪克·泰雷西把它作为标题之后，他也就只好将错就错了。

　　这种说法是否属实，谁也不知道，或许只是莱德曼为了增加书籍销量的一种宣传罢了。但无论如何，数年之后，当欧洲核子物理研究中心开始筹建一台新的加速器，即今天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时候，“上帝粒子”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LHC位于法国和瑞士边境，造价约四十亿美元，由多国共同出资兴建，不过其设计的对撞能量仅有当初SSC的五分之一。奇怪的是，这次似乎并没有引起大规模的反对声音，人们好像对一台能够寻找“上帝粒子”的机器更加心存敬畏，至少在主流媒体上，大多数时候都只见到文章宣扬其积极意义，而很少看到对它是否“值得建造”的质疑。2008年，当LHC开始运行的时候，曾在公众中引起过一阵小小的混乱，但那主要出于一种杞人忧天式的“宇宙是否会因此毁灭”的担心，而从财政上质疑其根本意义的声音则很少。其实在LHC的历史上，也曾多次发生意外事故，以及额外超支的现象，不过人们似乎大多默认了它的“重要意义”。当然反对声肯定也有，但至少从未占据过主流地位。

　　这倒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番，尤其是“上帝粒子”这个响亮的头衔究竟在其中起到了多少作用？今天，当全球媒体都在为LHC终于发现了疑似的“上帝粒子”（究竟是不是还需进一步确认）而欢呼的时候，再回想起当年SSC的不同命运，不免让人唏嘘不已。对比之下，这似乎告诉了我们科普——或者至少，为研究对象起一个拉风的名字——在科研中的重要性？

　　但无论如何，今天的科学研究者应该意识到，公众科普是一项重要的工作，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应尽的义务。尤其在中国，专家与公众长期严重脱离，这种情况更是急需改善。科学拨款是否应当受到公众意见的影响，这可以见仁见智，但从情理上来说，当一项研究需要大量依靠纳税人的资金来进行的时候，至少应该随时向人们普及一下这项研究的意义及最新进展，这应该说是最起码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