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中国与欧洲之间的对决，却并非取决于动植物资源，而仍然是上一个问题的延续。欧洲在海岸线争霸的过程之中，形成了强大的海军传统。但中国基本上没有海军传统。在其周边，历史上除了日本稍有海上威胁之外，所有的战争威胁，都来自于游牧民族的骑兵或步兵。在最初中国与欧洲的战争之中，几乎都是以海岸线战争失败而告终的。海军的发展当然并非仅仅是否拥有足够的吨位或者炮火，还包括了传统、训练和战略思想。中国的海军既然缺乏足够的历史和训练，失败是必然的。

    第三个因素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什么美洲缺乏大型动物可供驯养？事实上，在人类进入美洲之前，从北至南都有大量的动物。但是这些动物在人类到达他们的“新世界”之后的1000年时间里，80-90%就灭绝了。戴蒙德认为，就是这些原始美洲土著吃灭绝了这些动物。也就是说，美洲人吃掉了自己的前途，使他们遇见欧洲人的时候，缺乏足够的战争工具来应对。

    这一点对中国鸦片战争前与欧洲竞争态势有没有关系？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与自然之间的互动所形成的心理机制问题。欧洲人一直是处在资源匮乏与贸易主义的驱动之中的。因此，他们对于外界的索求冲动一直存在。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也是最早期的“全球化”试验。这种心理机制就是只有通过与外界之间的互动，战争或贸易，才能获得生存空间。

    而中国的心理机制与欧洲几乎相反。“天朝上国”的优越性，来自于资源的充足，因此，最重要的是开发中国内在的自然资源潜力。从军事角度来说，中国核心地区的畜力，多数用于生产而非战争，战马主要依靠游牧地区或民族。其心理机制是抑战与精致化。

    长期以来竞争和贸易所形成的欧洲扩张型多民族，遇上了内化与一统所形成的中华单一民族，你觉得结果会如何？

    遥望地理决定论所形成的历史，似乎我们惟有一声叹息。地理大发现之前的世界，乃是一个各自隔绝的世界，民族前途的决定是自发的而非自觉的。命运在东西方相遇之前的几千年，甚至人类从非洲出发，各自定居下来的时候，就已经宿命了。

    然而，我想更多生发的是，中国今天依然困在地理决定论的牢笼之中。

    其一是我们仍然秉持着独成一体的政治体系。中国历史的确曾经被大陆岛的现实所决定，但历史已经跨越了那个阶段。政治系统的进化有赖于与其它国家之间的互动，欧洲的政治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我们似乎仍然在大陆岛之中，在自己的本能之中发展。

    其二是我们缺乏与周边的良性互动。欧洲国家的早期历史的确是竞争性的。但是在整个地理大发现与其后对全球的扩张之中，欧洲国家彼此之间有着长期的互动。在和平的环境之中，美国与欧洲已经形成了从意识形态到利益行为上的同盟。而中国显然也还在大陆岛之中，尚不必讲与欧洲、美洲的良性互动，连周边的日本、越南、俄罗斯都长期处在相互猜疑与争斗之中，如何形成声气相通的盟友？

    其三是不能吃掉自己的未来。美洲的早期土著，在自发性的北-南扩张之中，吃掉了大多数的竞争性动物资源，到欧洲殖民者来时毫无防御之力。今日中国的发展，难道不是在吃掉自己的未来吗？我们的发展几乎全部依赖资源开发型产业，和传统农业社会中不断发掘自然潜力提高生产，有何不同？

    现在的全球化已经完全异于地理大发现时的掠夺式和杀害式全球化，但仍然在贸易主义的大纛之下。地理决定论可以是一个拖延发展的因素，却早已不再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一个民族的前景，不应当在地理决定论的阴影之下自发的生灭，而确需拥抱贸易主义所带来的全球资源大挪移，从而为自己获得最佳的发展资源和制度配置。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地走出大陆岛，发现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