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曾被传成：有人路遇道静先生，问其是不是天上文曲星。我与道静先生二子幼琴、三子学括说起这一故事。他们除了会心大笑外，还告诉我：那一定是把两件事缠在一起了。

二
    江晓原曾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胡道静先生点滴往事》的文章（后又收入“人民网”）。其中，说到道静先生与W先生的个人恩怨。这段文字如下：
　　已故学界前辈中有一位W先生，也是我的忘年之交，我也经常在他的客厅里闲谈。W先生与道老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道老沉静冲和，W先生飞扬跳脱。以年龄言之，W先生少于道老，但对我来说，也要算是前辈学人了。以个性言之，则我更喜欢后者，因为可以和他胡说八道——世事可以感叹，人物可以臧否，风花雪月也可以谈论。
　　W先生先前曾蒙道老提携，但后来与道老交恶。此事我原也略有耳闻。在W先生处闲谈次数多了，他得知我也算道老家中常客，就经常在我面前攻击、诋毁道老。本来我对他们之间的恩怨毫无兴趣——我对一切友人之间的恩怨都是如此，但W先生所描述道老为人，和我自己所见大相径庭，有一次我终于忍不住，就问W先生：你常在我面前谴责道老，可是道老却从未在我面前攻击过你（他也知道我常来你处的），这你如何解释？W先生倒是毫不生气，而是以极其诚恳的、苦口婆心的语气说道：“小江啊，他这都是假象啊，你完全是被他迷惑了呀！”我当然无法相信他的话，我有我自己的判断。
　　后来的事情变得非常戏剧性。有一天我和同事造访W先生，不料大门紧闭。邻居说，W先生因病住院了。几天后我正和同事商量要抽时间去医院看望W先生，谁知已经在报纸上看到W先生去世的讣告。他是死于癌症。
　　几天后我参加了W先生的追悼会，步出会场时，一位出版界资深人士——如今是上海某出版社的总编——问我：听说W先生与道老交恶，而你与两人都属忘年之交，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回事吗？我说我不知道这事的来龙去脉。如今W先生已归道山，我们中国人的习惯，通常是不说去世之人的坏话的，不过我可以向你提供一个事实：我与他们两人相交多年，W先生经常在我面前激烈攻击道老；而道老则口不言人之过，他从未对我说过别人——当然包括W先生在内——的坏话。《世说新语》中常有以一事推断人品高下的，那么这一事实意味着什么，你可自行判断。当时这位人士颔首沉吟久之。
　　由晓原的这篇文章知道，因为“道老则口不言人之过”，所以晓原一直只知W先生与道静先生交恶而“不知道这事的来龙去脉”。直至编纂《胡道静文集》延请晓原为文集编委时，才在其府上谈及此事。由此，使我想到：也许，文化学术出版界的某些同仁，还有如晓原那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那位出版界资深人士——如今是上海某出版社的总编便是）。看来，作为此事知情者的我，有责任说清“这事的来龙去脉”。
　　我认识W先生，是因师从道静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虽已调至道静先生办公室，但也常去历史编辑一室小坐。于是，隔三差五能见到一位五十开外的“壮汉”在办公室里高谈阔论。从同事那里得知，这位便是道静先生的朋友W先生。原先，这位W先生进道静先生的办公室如入无人之境，还在道静先生的案头上随意翻阅。自从我到了道静先生那里后，他便“识相”——不进道静先生办公室了；只是偶尔与我照面时，作一下颔首点头状，表示他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我倒是在道静师面前提起过W先生，但道静先生只是含笑诺诺，并不作答。自然，小子何敢多问。
　　我之所以会知道W先生与道静先生交恶之所以然，那是因为我在1981年经历了与此有关的一件小事。
　　1981年，道静先生做了他编辑生涯中的又一件大事，这就是为著名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八十寿诞而专门编辑出版《中国科技史探索》一书。1980年，是英国专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专家李约瑟八十寿辰。李老博士七十寿诞时，英国和美国的学者都为他出版了论文集。李老博士在上海的好友张孟闻、学生曹天钦，还有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联议，要为李老博士的八十寿辰出版一本纪念论文集。
　　道静先生在《沉痛追念罗公》一文中简要地回顾了这件大事的始末：“（他们）于是找我商量，因我曾为李老做过一些工作，且算得上是李老的好友。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就请教于罗公（竹风）。罗公是《中华文史论丛》的三位主编之一，他想出一个好办法，提请《论丛》为李老博士出版一本特刊，作为纪念，由李国豪、张孟闻、曹天钦任主编，我任执行编辑。这个集子的国际版于1982年出版，中文版于1984年出版，内各含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史学者撰写的论文三十多篇。李约瑟博士阅后欣喜不已，说这是《明史》中列《利玛窦传》以后中国对外国学者唯一的尊重的表示。”
　　这件事，居然会引起W先生的不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