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以军是台湾中生代最重要的作家，长篇小说《西夏旅馆》以洋洋四十五万言为他赢得了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第三届“红楼梦奖”，这是台湾作家首次折桂，前两届的得主是贾平凹和莫言。因此，他被誉为“台湾近十年最优秀的小说家”。去年夏日，骆以军曾来过一次父亲出生地南京，同父异母的大哥提着江心洲的葡萄去看望他，让他感动得流泪。此次，他携新书《我未来次子关于我的回忆》再次“回家”，今晚7点将在先锋书店与读者一起分享书中的轻松与温情。9日上午，骆以军在南师大书衣坊，接受了扬子晚报的独家专访。

　　“南京是我的梦想之地”

　　提起南京，骆以军立刻打开了话匣子。“我和南京一直有着很深的缘分，我父亲出生于南京，曾在大学教中文，作为公务人员，他在1949年去了台湾，本来也以为只要去个两三年，可没想到一直到最后也没能回来。小时候，父亲向我描述他梦中的南京，南京的点点滴滴。”骆以军说，“15年前和妻子第一次来南京时，我就知道这就是南京了，因为我感受到的一切都是和我父亲的梦是相符的，南京就是我的梦想之地。”

　　骆以军接着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南京的故事：“当时我父亲离开大陆时，还留下了一个婴儿，当时他也只有1岁大，我父亲到了台湾之后想尽办法，苦等了几年，最终无果之后才娶了我母亲，所以我在大陆一直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这个哥哥现在一直在江心洲种葡萄。就是这个哥哥，上次我在南京先锋书店开讲座时，他突然赶过来，给我送了一大筐自己种的葡萄，把我吃撑了也没完，”提起他哥哥这段“千里送葡萄”的趣事，骆以军也是满面笑容。

　　“是我最温情的一本书”

　　骆以军在台湾一直有着“变态作家”的称号，他的文字通常坚硬冷酷，读起来佶屈拗口，令人生畏。但他一再强调，这本小说的风格和以往作品大相径庭，“这是我在大陆出的第三本书，也是最温情的一本。以前的两本《遣悲怀》和《西夏旅馆》话题太严肃，而且文字也是硬碰硬，往死里砸，很多大陆读者都大呼吃不消，这本书就可爱一点，轻松搞笑的东西很多，所以可读性也强很多。”

　　这本书其实在2005年已经创作完成，提及当初的写作动机，骆以军说：“主要出于两方面的因素：在时间上，我的父亲2004年过世了，父亲生前经常把祖父的事和梦中的南京讲给我听，而我和姐姐一直是我父亲‘梦里的怪胎’，这让我也急切地希望留一些故事给我年幼的次子；在空间上，由于当时台湾的政治氛围和‘外省人’的身份，我经常感到恐惧，这种感觉就像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写的‘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就是这种恐惧感催促着我，写了这本‘未来小说’。”

　　“不能把作家当药剂师”

　　提到大陆的作家，骆以军如数家珍，他说年轻的时候就读了很多知名作家的书，譬如莫言、王安忆、贾平凹、余华等等。当时他们的书在骆以军眼里是前卫的甚至带有实验的性质，他觉得这批“50后”和台湾同一辈的作家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和台湾的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一样，有着扎实的语言功底，大约30岁左右成名，然后两三年一部长篇小说。”不过让骆以军羡慕的，是大陆特殊的文化背景，每天都有新奇的故事发生，他认为大陆才是小说创作最丰富的沃土。台湾戒严时期，囿于不能谈论现实话题的苦闷，骆以军说他只好从博尔赫斯、卡夫卡、福克纳的作品中汲取营养。“我透过他们的眼界看世界，这才是好的小说，真正的小说是会有这种视窗作用的。”骆以军说。谈及现在的小说家，骆以军坦言，“现在好的小说家背负了太大的压力，他们有‘社会导师’的责任，这种压力压得他们每个人都有些‘变态’，我觉得这种‘解放灵魂的药剂师’的责任扛在作家肩上还是太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