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历数了秦汉帝国、唐宋帝国、明清帝国，以及罗马帝国、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后，笔锋一转，从历史而回归当代，讨论起“今日中国与美国该往何处去”的话题。许倬云希望中国能以美国为前车之鉴，不必凡事强出头。他对美国政策或有误解，对中国的建议也不免显得书生气，但是许倬云既肯对现实进行思考，就已不同于那些皓首穷经的学者。

    《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的篇幅虽然只有大约十几万字，但也没有忽视对文化的阐述。无论是古代史中汉、胡文化的冲突，还是五四时期对新文化的推广，都被作为影响历史的重要因素。许倬云对从北伐到抗战前的这十年尤其赞赏，因为包括各地大学、中央研究院、茅以升的中国桥梁公司在内的公私研究团体都共同为现代化打下了基础。某些史学作品一味关注政治斗争与战场厮杀，殊不知近代史名家郭廷以先生早说过，“知识的高低决定民族的命运，特别是科学知识”。

    或许因为本书着重历史大脉络的阐释，以至于忽略了对一些具体事实的考订。如书中在讨论晚清革命时说，“孙中山本身是一个南方乡村的孩子，后来又到夏威夷接受中等教育，最后才在澳门，跟着一对外国医生学习。”事实上孙中山于1887年就学于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前身），学习医术，后来才往澳门行医。又如书中说，孙中山在武昌起义前领导的“十次暴动，除了广州事件是在南方的大城市发动……其余九次暴动在偏远的地方……”其实通常所说的“十次革命”中，1895年的广州起义和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都是发生在广州。不少在宏观上谈史的名作都会有细节讹误，甚至是汤因比和黄仁宇也未能例外，让人颇感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