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了许倬云先生的一套文集，让大陆读者知道了这位史学家的学术与人生。阅读《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时很容易让人想起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因为这两本书都淡化了历史细节，以不长的篇幅言说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兴衰与成败。许倬云先生试图从王朝制度着眼，为历史提供一种新的宏观视角。通常被给予很高评价的“康乾盛世”，在许先生看来几乎一钱不值。此书也有一些令人遗憾之处。或许因为本书着重历史大脉络的阐释，以至于忽略了对一些具体事实的考订。

    亲历历史的历史学家

    许倬云出身名门，其父许凤藻曾为晚清海军将领，参与了辛亥革命。许先生从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下阅读《史记》，为后来研究历史打下了根基。许先生先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继而在台湾、香港、美国三地从教数十年。鲜为人知的是，许先生是歌手王力宏的舅爷，他与后者的奶奶是姐弟；而大陆作家王小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曾于匹兹堡大学随同许先生学习。

    1930年出生的许倬云，与海外另一位史学名家余英时同龄，他们少年时代正值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既亲眼见过为保卫国家而开赴前线的青年士兵，也曾感受兄弟阋墙的历史伤痛。这种对历史的亲历，无疑增加了他们书中相关内容的真实感。8岁的许倬云当年眼看来自农村的青年士兵手拿“一杆枪，两条子弹袋”奔赴前线，而“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此去不可能再回来。”正因其深知抗战不易，所以当有人在他讲座上提问抗战“所为何来”时，许倬云会不禁动感情地回答：“人有人格，国有国格。这八年抗战争的是国格，经受百年的苦难和屈辱，不经过这一次的大战争，中国人站不起来！”

    许倬云对抗战争取国格的赞赏是一回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相信国家至上。作为一个也曾在台湾威权政府统治下生活的人，许倬云对集体主义观念是抱有警惕的。他在一次回答提问时就指出，抗战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标语都是不对的，很可能将中国引向德国与日本的老路。

    “康乾盛世”几乎一钱不值

    黄仁宇以历代财政为切入点，构筑了有名的“大历史”观；而在《许倬云问学记》中收录的一篇文章中，许倬云也曾“山人自道”似地说，今天的历史学者大都专攻某一朝代或某一专题，但“总还有一些史学工作者选择了综合性的工作，尝试提出宏观的解释。”许倬云不仅在西周史和汉代农业问题上早有建树，其《万古长河》与《历史的大脉络》都是大手笔的通史之作，前者从中国地理与新石器谈起，贯通数千年的政治、文化；后者更将中国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探究中外互动。《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则是试图从王朝制度着眼，再为历史提供一种新的宏观视角。这本上篇谈“古代中国”，中篇论“近代中国”，下篇言及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兴衰”，既是古今对照，又能中西互鉴。

    在这本书中，许先生将王朝比作人的身体，首先“不同器官的功能要相互配合”，如东汉地方实力膨胀，终于导致了中央政权的崩溃；其次，各个器官还要能新陈代谢，有了科举的唐朝也依旧是一个贵族社会，以致政府被一小部分人所垄断，不能及时获知下层社会的疾苦，让小乱成了大乱。在许先生看来，人体是极为复杂的，一个王朝亦然。要想使王朝系统保持稳定，就必须留有一定的弹性，唯有时时调整，才能不断化解矛盾，使王朝维持长治久安。

    通常被给予很高评价的“康乾盛世”，在许先生看来几乎一钱不值，因为那正是中国的衰落之始。只读教科书的话，会给我们一个错觉，本来还是太平盛世，怎么打了一场鸦片战争就要任人宰割了呢？其实正如许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之后，清朝已然只有“一个僵化的文化系统，一个逐渐瘫痪的政府权力结构，清政府已不能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当然也就不能适当地处理突然面临的压力。”因而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即使清朝不亡于列强殖民或现代革命，也终究会在王朝周期律的作用下被造反农民所推翻。在许倬云看来，罗马帝国的衰亡也与此仿佛。

    历史学家的现实思考

    知识分子要以本身的专业知识贡献社会，历史学知识生产不了飞机、面包，但历史绝不是没有用的。为了回答这个常见的问题，许先生曾专门写下一篇《我们为什么要读历史》的文章，指出一个人在患了健忘症后，必然无法再正常处理日常事务，而作为整体的人类也是如此，不能只活在当下，而忘记过去——“历史的知识，即是治疗集体遗忘症的药方”。所以归根结底，阅读历史最世俗的意义还是要“以史为鉴”。这也是许倬云不仅仅是学者，而且是知识分子的原因所在。用陈平原的话说，知识分子是必须要有“人间情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