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在知识的产生、储存和传播能力有重大提高之时，“信息浪潮”就会随之而来，跟着便是创新水平的陡然提高，这让精英们更加权大势高。不过，一种技术迟早要被公众所掌握，当掌握者多到一定程度时，上述格局就会被打破。纸于13世纪传入欧洲，巩固了教会和君主的权力，但同时也造就出了商贾阶层，最终是商贾阶层站出来，挑战教会和君主的权威。印刷术为罗马教会强迫百姓服从安分提供了手段，岂料不久路德（Luther）却用它发动了一场宣传战，最后创立了新教。19世纪后期，军事技术发展了，打一仗能死几万人；制造技术提高了，却让千百万工人断了生计。新式印刷技术间接帮助了激进派和改革派，因为此技术便宜，他们可以通过它来印报纸、印小册子，表达激愤和抗议。
    20世纪中期，科技知识远远超出一般人的理解能力（就算是知识比较丰富的人也不行）。在冷战的刺激下，计算机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经济政治势力集团有权倾天下之势，其权力之大亘古未见。一时间众说纷纭：什么“老大哥”政府，什么跨国公司的统治，什么储存每个人的个人档案的中央数据库，还有什么人种逐渐趋同、有朝一日大家同住在一个巨大的“地球村”。国家产业化、企业产业化不受丝毫约束，最终造成了全球变暖的初象；脱缰野马般的污染使动物种群锐减；烈火刀斧之下，热带雨林以骇人的速度扑倒在地。
    不过同时，电脑和电信技术的成本不断降低，这使得上述变化可以在一个空前广大的公共论坛里被讨论。人们通过广播、电视对这个世界了解得越多，就越能感到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保护其脆弱的生态系统和更加脆弱的文化多样性。20世纪末出现的无所不在的互联网以及廉价的无线技术，为亿万人民提供了参与其中的机会。
    然而，稀缺文化与我们相伴了数千年，面对今后数十年技术将强加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还原论、代议制民主以及劳动分工，这些事情往往交给专业人士去处置，但专业人士对其工作的分支脉络的认识并不比其他人深刻，而且这种状况还在加剧。
    其结果是：国家和国际机构尝试以过时的机制去应对21世纪的问题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举个例子：英国最近有一件针对个人的诉讼案，立案的根据竟是“obscene”（缺乏，缺席）一词在15世纪的词义。1800年以后，医界成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在一些地方，科学和宗教对生命的界定仍然各执己见、相互抵触。
    当初西方制度的建立为的是处置那时的具体问题，这些制度现在仍旧和当年一样运作着，好像这世界就不曾改变似的。15世纪，民族国家创立了代议制民主，为什么？因为那时没有电信。17世纪，探险家们开办股市，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钱作后盾。11世纪，阿拉伯世界的知识涌入西方，西方赶紧创立大学，为什么？因为要为牧师班的学生们处理新的资料。
    未来几十年，可能许多社会性机构将尝试通过虚拟化而适应新情况，像银行早已开始做的那样，直接向个人提供服务。不过，它们提供服务的新途径将令它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样化、分散化的需求；这些需求会改变它们开展业务的方式，让它们重新明确目标。就教育而言，过去的还原论者注重专业化，强调反复检验，带有鲜明的还原论色彩，今后这必然要被一种更灵活的能力概念所取代。曾经让人们穷其一生担负的工作任务将逐渐被机器接管，专业技能也许仅剩下供人探索旧事的价值。在一个记忆和经验似乎不再有价值的世界里（这并不新鲜：字母表以及后来的印刷术都造成过类似的威胁），当然还是要找其他方法来评价智力的高低。
    以后，企业员工将分散在全国各地、全球各地，分散成千家万户、百组千团。他们直接跟千百万客户打交道，所以沟通技能很可能比大部分技能更有价值。也许拥有这种沟通能力的人，先前会被认为不适合在企业工作。比如，在旧的生活环境中，他们可能太年轻，或太老，或离工作地点太远。将来肯定也需要一套虚拟教育系统来处理各种问题，比如全球各地学生的多元文化问题：他们将多种经验、看法和目标带进一个班里。说到国际法，大家看看近时涉及色情、版权的案子就知道到时候法律问题会有多麻烦了。
    本书并不想尝试解决上述的任一问题，而是想提出一种也许更符合21世纪需要的知识观。有些读者无疑会认为这种方法可作为近年来“弱智化”倾向的明证。不过，当年第一台印刷机诞生、第一批报纸刊印、第一批计算器投入制造的时候，就有类似的议论；当年首次从课程表里删除拉丁语，也遇到过如此议论。
    本书所说的“网状”知识体系，待发展成熟时，一定是海纳包容的，而不是封闭排他的。将现代交互式网络通信系统和海量数据储存能力结合起来，应该可以确保无论如何变动，任何资料都不会丢失。对执业者而言，没有哪个科目或技能会神秘到求之不得的地步，因为他们的技能是市场需要的，而这个市场并不限于一地，而是覆盖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