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萨默赛特·毛姆早年经历坎坷，不到十岁父母就相继去世，他被送由伯父抚养，进入坎特伯雷皇家公学后，他又因为口吃和身材的关系备受羞辱。这让他对于人性的复杂和多变始终保持着敏感，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他的写作习惯。《随性而至》和《观点》两本文集分别出版于1952年和1959年，其中一些篇目是人物传记，另一些是文艺评论，但也写得像人物传记。
    《诗人的三部小说》的开篇，毛姆说：“为什么时至今日，关于歌德的评论，该说的全都说尽，而我还要再写这篇文章来谈谈他的小说呢？其实，我不过是乐在其中罢了。”接下来他有些半推半就地表示：“我并不想赘述歌德的生平；不过既然他亲口说过他所写的每篇文字都或多或少是在讲自己，那么我也不得不提到他生命中的种种逸事。”
    在《短篇小说》一文里写到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时，毛姆又故技重施：“我不想讲她的生平故事，但是因为她的小说大部分都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我还是简述一下吧。”
    而在《三位日记体作家》中，他谈到保罗·莱奥托父亲的一段不伦恋情时，彬彬有礼地说：“接下来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文雅地表达……”当然接下来他的重点全在其上。
    毛姆对作家的生平津津乐道，其中不乏如珠妙语，比如提到歌德抛弃初恋情人时就用“年轻的心灵总是坚韧刚毅，他人的苦难无法将其摧垮”来揶揄他的做作和无情。而书中遭到最刻薄对待的恐怕非亨利·詹姆斯莫属，毛姆取笑他曾写出一出荒唐的剧本被观众起哄，事后却将此归因于剧本“超出了伦敦庸俗大众的欣赏能力”，以至于“剧院经理们从此坚信小说家是写不出好剧本的”。他进而说：“（亨利·詹姆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一个人如果不停告诉你自己是个绅士，那不免要令人侧目。我想亨利·詹姆斯如果不是如此频繁地坚称自己是个艺术家，那他也许会更讨人喜欢些。”
    毛姆也为自己的尖刻作出解释：“我更喜欢去揣测他们心中的秘密。我的个性决定了我不愿不假思索地接受一个人的表象价值，而且我很少被折服，我没有崇敬别人的能力。我的性格更容易被人逗乐，而非敬重他人。”他这么说时，我想到一段非常贴切的描述：“虽然他作出这一评论时带着歉意，但很明显，他乐于说一件让人略感不悦的事情。”事实上，这段描述也是出自毛姆的手笔，当时他正游历中国，拜访辜鸿铭。临走时，辜鸿铭送他两首小诗，毛姆后来请他认识的一位汉学家作了翻译，译文如下：

    你不爱我时：你的声音甜蜜；
    你笑意盈盈；素手纤纤。
    然而你爱我了：你的声音凄楚；
    你眼泪汪汪；玉手让人痛惜。
    悲哀啊悲哀，莫非爱情使你不再可爱。

    我渴望岁月流逝，
    那你就会失去，
    明亮的双眸，桃色的肌肤，
    还有那青春全部的残酷娇艳。
    那时我依然爱你，
    你才明了我的心意。
    令人歆羡的年华转瞬即逝，
    你已然失去，
    明亮的双眸，桃色的肌肤，
    还有那青春全部的迷人娇艳。
    唉，我不爱你了，
    也不再顾及你的心意。

    诗歌令毛姆感到吃惊，因为当他说“更容易被人逗乐”时，逗乐他的也许正是诗歌所涉及的那种人性的矛盾反复。这符合毛姆对人的理解：“人从来就不是平板一块……人身上最为奇怪的是，最不一致、最不协调的品质往往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所以这人似乎就是一团矛盾，让人不明白这些品质到底如何共存，如何能融合在一起成为某种始终如一的个性。”
    这种对立在埃德蒙德·伯克的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伯克是个道德家，改革家。他标榜自己的高风亮节，可居然运用权力把极不称职的人安插到利润丰厚的职位上；他标榜自己的诚实，可居然当众发表虚假声明，说自己从未涉足东印度公司股票。他始终与不公正和腐败作斗争，可自己居然不遗余力地帮助威廉和理查德的腐败欺诈行径。”可即使如此毛姆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替他辩护：“有人说，他是个骗子，是个伪君子。但我不这么认为。有一种缺陷是大多数人所共有的……而这种缺陷在他身上被放大到了极端，那就是：什么符合他的利益，他就愿意相信什么。我不知道该把这种缺陷叫做什么，但他既不是虚伪也不是欺骗。”毛姆相信，当伯克回到他的书房，他又会是“那个思想高尚的人，那个以精神的高贵、人格的伟大与慷慨为朋友爱戴与尊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