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 ：和过去一模一样。过去是身无分文，就想是否有可能多一点钱，生活更好一点。现在呢，有了一点钱，就会想我是否能有更多。要更多钱的目的是什么呢？至少在我这儿，我是想，也许我可以更主动地掌控我的事业，我的演唱会我可能投入更多，我可能从一年七八场变成一年七八十场，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也许我可以帮到更多的人，而不只是嘴上说说，我真正拥有的财富可以拿出一部分来，并且对我的生活毫无影响。你成功与否，对很多事情的影响只是在一个局部的范围内。比如我妈看我，20年前当我是小孩，现在还是一样，其实我40出头了，该有的争吵和磕磕绊绊还是一样不少。和爱人一起，男人女人之间的争吵也还是会有。
    B ：你早已不是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也不是找不到生活目标的人，但在你的创作中，对这些人的观照一直没有减少过。
    W ：因为我曾经就是他们。而且我也有可能将来还是他们。这不是随口说说，从人的角度来讲，人的命运就是起起伏伏。因此我现在关心的并非我要积累多少财富，而是能不能写出特别爽、让我自己觉得特别满意的作品。至于生活是怎么样，我肯定不会希望自己变得越来越落魄，但是终究它变成什么样还是命运自己决定的。可怕的是有一天你没有了创作作品的冲动，有一天你发现，原本你一心想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探索这个世界里的未知、去表达很多人共有的想法，突然这个东西对你没有吸引力了，这个是最可怕的。那你其实就是平庸。
    B ：很多人对你作品的评价是唱出了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你认为创作中更应该讲自己的真话，还是替需要的人说话？
    W ：讲自己的真话。我从来没想过替别人说话，只不过创作的漫长道路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可能是你自我在说话的时候，是真正对自己说话，但同时，你就等于对众人说话。那是一个创作者人格提升的过程，这一点是最难的，只有少之又少的真正出色的创作者能做到。创作从来不可能是为了别人，否则你从本源上就是虚伪的，至少你说让我现在给老百姓写首歌，真对不起，写不了。真写不了，我只有可能对自己写。我是有些歌写社会现象，别忘了我就是这社会的一分子。我的情绪也不是假的，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点名气很了不起那就错了，说让你不出声你就得不出声，说让你完蛋你就完蛋，那个时候你不就跟他们一样吗？所以我就是他们，没什么两样，我写那些不公平的丑恶的事情，因为我感受到了，我就是这么想的，那恰好别人也这么想，他们会觉得你在为他们说话。当然我不排除有人专门把替别人说话当成自己的角色，比如某些精英和社会活动家，但那是他们的工作，他们的选择。至少我是坚持认为，只为自己而写和歌唱，是创作的根本。

    应该感到可耻的是永远一成不变

    B ：你在创作过程中会产生自我否定的情绪吗？
    W ：我经常会。《信仰在空中飘扬》我写了4年，写了不知道多少稿，完成过的、能确认的就有20多稿。有几次它完全变成是另一首歌，有时候还剩几句是和原先一样的。每一稿我都觉得太好了，每一稿又都觉得太差了。但是确实需要经过这个过程。当你纯粹面对自己的时候，当你过了上一稿的热情，再用最冷静挑剔的眼光去看，你马上就会发现问题。最后一稿完成之后，我两三个月都没觉得它不好，而且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了。
    B ：你说你写完了《信仰在空中飘扬》之后才觉得自己是一个“准摇滚音乐人”，为什么？
    W ：整个《信仰在空中飘扬》这张专辑从主题到歌曲的集成，都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的，无论是爱还是社会的弊端、信仰的缺失，即使是写爱情也有特别高的纯粹度，在爱情里体会人在生命中的渺小和无奈。所以它的主题是特别完整的，渗透到每一首歌，没有一首歌是好像可以不放在这张专辑里的。
    B ：你曾说过乐评人张晓舟、孙孟晋等对你的创作起到过很多有益的影响，能具体说说吗？
    W ：比较集中的是在《飞得更高》成功之后，到《勇敢的心》这三四年间，他们不像外界那样，说你唱那么商业的东西，还成功了，所以你是摇滚乐的叛徒。他们知道我在写什么东西。我们探讨的是具体的东西，比如歌词，他们会提醒我，对于我喜爱的、模仿的大师的作品，在自己的作品里要更巧妙、有机地消化到血液中去，有些地方不要让人感觉倾向性过重。比如说一个段落特别金斯堡，另一个特别像鲍勃·迪伦。还有，他们说你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揭示现实社会中不公的东西，你需要用更灵活的、生活的语句去反映这些现实，而不是走向一堆形容词，最后导致空泛。我觉得说得特别好。我也根据他们的意见不断调整，写了很多作品，不断地练习、修正。最后到《春天里》，我觉得是这些方面我调整之后最好的例子。这首歌我完全可以写成巨大的形容排比和形而上的东西，但那其实就什么都没说，最终我选择的这个角度才是会让人有很大共鸣的，因为写到的更多是真实生活的细节、场景、经历，这样才是对的。
    B ：创作者最初都会受到他膜拜的人的影响，随后又努力地摆脱这种影响，你会想要摆脱鲍勃·迪伦等人的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