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 ：我现在还没想摆脱他们，我所喜欢的、我在学习的人，终我一生能达到他们的三分之一我就觉得已经很伟大了。
    其实你知道么，这世界上有一件事情是特别可悲的。每一个人都在关注和强调创新，去挑战、改变、推翻，事实上从艺术的层面来讲，从当代流行艺术的层面来讲，到今天为止最新最激进、真正做到艺术上最大突破的时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时候有很多乐队和艺术家的作品，现在听来你都不可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超前了那么多？所以你经常树立的目标其实是挺虚幻的，挺徒劳的，因为你足够成熟之后就会发现，突破和创新的意义在于永远不要去走过去让你很舒服的老路，而不是凭空产生一件世人从没见过的东西。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不要把注意力放在这儿，你应该感到可耻的是你永远一成不变。
    从创作上讲，我必须做到我真的不能和上一张一样，我真的不能用5年前、10年前那种情绪去创作，我必须去了解这个时代每一个人在想什么，90后在想什么、零零后在想什么，这件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当你了解了他们之后，你可能不得不对你之前反对的东西表示赞成。这个过程才是最关键的，这个时候你已经拥有了和过去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重点不是你要去推翻什么，你推翻谁呀？最终人要推翻的是自我。

    摇滚乐赋予了音乐文学性

    B ：你在书的第一部分“怒放笔记”里写道，你从没想过要在音乐上“曲线救国”一点，在商业上成功一点，因为你想得很清楚，一旦尝到甜头，就不可能回去了。那么你觉得你的不少歌曲在商业上的成功是偶然的吗？
    W ：不是偶然。我在音乐部分的第一要求是旋律上可听性要高，当然主要是以我自己的标准，首先我要觉得好听。因为我以前是学古典音乐的，如果一首歌的旋律在我这里成立了，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不会觉得不好听。你对音乐有要求的话，商业成功就不是偶然，在你创作的大多数作品都比较悦耳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两首特别突出，一定会被很多人喜欢。
    B ：很多人认为摇滚乐是很直接的自我表达，所以歌词很重要，甚至比音乐更重要，你觉得呢？
    W ：客观地讲，歌词和音乐是五五开的，都重要，而且确实不是哪个更重要。只是我们是一个非常喜欢把事物形而上的民族，所以对歌词的要求非常高，一首很好的歌曲，旋律很棒，如果歌词不是十分出色，人们会觉得这并不是一首特别好的歌曲，反过来，如果歌词很棒，旋律稍差一点、音乐部分稍差一点，人们还是会肃然起敬。实际上这是不客观的，如果过于放大这一块的话，一个小说家、哲学家、诗人都可以是音乐家。但这绝对是不一样的，音乐应该以音乐为本，但是摇滚乐赋予了音乐文学性。在某些国家和地区，音乐显然更重要，比如在西班牙，如果你和别人讨论歌词，人家会觉得你很奇怪，他们的歌词都很朴实、说不上深刻，但音乐的博大性太厉害了。再比如黑人音乐，除了说唱，布鲁斯的音乐性就很强。各地情况不一样，但我觉得终究不应该有轻重。我之所以会把更多时间花在歌词上，是因为它对于我来说总是有挑战性的，我学习音乐的时间长、基础深，所以我在音乐上需要花的时间可能比别人短一些。
    B ：你看重摇滚乐的形式吗？比如说它必须是愤怒的、有力的，很多人质疑你，也是因为你那些走红的歌在形式上不怎么摇滚。
    W ：摇滚在音乐形式上很难界定，比如莱昂纳德·科恩，从音乐形式上根本听不出他摇不摇滚。我看重每一张专辑都在歌词和音乐方面做出突破。我也会控制每张专辑中歌曲风格的比例，比如关于爱的歌曲不会超过两三首，所谓纯粹正面情绪的歌曲，可能一首到两首，剩下的是提出问题、批判现实、探究内心纠结的东西。我的态度可能从现在开始，一二十年不会改变，那就是自由和包容是摇滚乐特别重要的根本，千万不要去打破这种根本。
    B ：新专辑里的《向阳花》是写给女儿的，但这显然不是写给小孩的歌，你希望她在什么时候听？
    W ：这确实不是儿童歌曲，我希望她在20岁以后能够完全理解，那时候她就能体会她父亲对她真正的感情和这首歌真正的意义。我平时写歌的时候她也会听，《飞得更高》、《春天里》她都知道，也知道《向阳花》是写给她的，虽然她现在肯定不理解。
    B ：《向阳花》似乎体现了你的一种倾向，就是在最坏的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就做好准备，连女儿你也这么早给她打预防针。
W ：是的，而且我也认为这是一个人应该认识和能够做到的。所有不幸和所有枯燥乏味无聊的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是生活的常态，所有意外的惊喜、幸福、快乐，那是难得的，这一点一定要认清。如果你有这样的心理基础，你面对苦难就不会觉得真是了不得了，不行了，快死了，怎么所有人都和我作对——哪有啊，有的是比你更苦的人，所以不要放大那种东西，那是你该经历的，你躲也躲不掉。
    B ：很多人觉得有小孩以后作品会变得温和，为什么你的感受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