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达到鲍勃·迪伦们三分之一的成就——专访汪峰

    对话汪峰
    永远不要去走过去让你很舒服的老路

    B=《 外滩画报》
    W= 汪峰


    20世纪最后十年的生活和所思所想

    B :小说《晚安,北京》的结局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你安排主人公王凡在他生日那天晚上死去,当时有那么绝望吗?
    W :就我所写的一天中的事情,我感觉这个人的命运应该走向这儿。那个时代是那样的,20世纪的最后十年,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身上有集体的悲哀。他们比现在的人内心更单纯一些,面对客观环境的压力,感觉自己的认知和世界衔接不上,那种无路可走的感觉是特别笼罩性的。
    B :但其实他也没有受到特别大的打击。
    W :人受到真正的致命打击的机会是很少的,比如丧失亲人算是,而战争我们就没有碰上。以一己之力完全不能承受的灾难,基本上是很少的,人不太可能碰到,那和国家的命运有关。更致命的是和平时代内心的无力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在西方国家,恰恰是社会处在这种时候,艺术作品会表现出特别的矛盾和张力,而真正处在痛苦或极乐之中,人们顾不上这些。
    B :你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写小说痛苦吗?
    W :我是用相对集中的时间完成的,大概一个月,每天写五六千字,一点也不痛苦。我写这个就是因为喜欢文字上的表达,所以你会看到王凡有大量的内心独白,包括意识流的东西,那是这本书里更精彩的部分。我是想记录20世纪最后十年我的所思所想,和我身边的年轻人的生活。
    B :小说完成后10年才出版,你回头看过吗?有没有修改?
    W :看了,但最终认定这个东西是不可改的。我重新看了一部分之后觉得以我现在的能力,可以写得更好,但有可能出来的结果是更不好。因为那时的作品有特别浓郁的纯粹性,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东西。现在表达能力好了,但可能改一个地方就得牵动所有,我就不打算改了。有瑕疵很正常,我又不是作家。
    B :1996年在《鲍家街43号》Demo 里就有一首歌叫《晚安,北京》,这是你很重要的一首歌,现在这本小说也叫同样的名字。什么是你觉得小说能表达而歌表达不了的?
    W :小说更详细,表达更充分,不受字数的限制。歌必须要凝练,凝练可能会发人深省,给人一瞬间感受更深,而大段文字可能占据人的想象力。两者不太一样,但是没有谁高谁低。
    B :之后你还会继续小说或者其他形式的文学创作吗?
    W :有时间我才会再写,因为需要有集中的一两个月时间,好像现在很难有。我不会用两年时间断断续续写。也有出版社在和我谈新书,我想它也许不是一个小说,也许呈现出来是一个随笔,就音乐方面很多东西进行详尽阐述,应该不会是完全设计情节的小说。接下来的写作计划可能由别人执笔、我来参与,有可能是个回忆录。

    我还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很好的程度

    B :书里有一段王凡的想法令人印象挺深刻的,大致是说每个人原先都有自己坚持的东西,但现实的因素却让人的生命不断下行。这也是你自己的想法吗?
    W :我觉得绝大多数人、99%的人都是这样。说它糟糕,确实很糟糕,只有剩下极少数的人因为他的使命和所从事的职业让他不能下行。我觉得这些人基本会集中在艺术创作领域,只有这样的人才会不随着整个社会改变。如果你是个普通的工作者,真的没必要跟自己较劲。想保持那些真挚的东西,首先就要做出自我牺牲,很难想象一个做普通工作的人有这个必要。变化是好的,只是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会在变化中下行。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创作者也应该吸取整个社会变化中有用的那一部分。你要去抓住社会为什么而变革,再有就是,你要理解这些变化之中绝大多数人集体无意识的变化,看懂这两点,你就不会陷入偏激和不客观的立场。因为变化必然带来一部分人被淘汰,一部分人变成幸运儿。你既不能觉得幸运儿特好,也不能觉得被淘汰的人极其可悲。能够把握这个时代里真正重要的东西的,只有极少数人。
    B :你觉得你自己是这极少数人之一吗?
    W :我觉得我做到了坚持和没有往下走,至于做得多好实在是不知道。我知道我还没有达到自己心目中很好的程度,我估计可能也很难达到,但可能这就对了。你自己设定的目标如果有一个截止期限或者一个程度的话,首先这就不是一个梦想;如果目标不太费力就能达到,也不会对人产生本质的影响。我只知道我还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B :十几年前,你还是个地下摇滚青年的时候,令你纠结的东西可以在书里捕捉到,现在你的生活境遇比那时候好多了,如今令你纠结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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