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创世纪》，自2003年开始酝酿，至去年底出版，前后约九年时间，四位各有专工的政协委员、常委，两位知名大学教授、又两位崭露头角的画家，以及五六位辅助人员，在这样长的时间段中，常常放弃自己的专业工作，同心协力于这样一本小书，自然是有着共同的志趣与愿景的。我们有着共同的文化爱好，都为看似碎散的史前神话中包蕴的那种原生态的朴野伟力所深深吸引；又有着共同的现实关注，都认为解读这种原始的伟力，应当有助于从源头上探究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从而可能对世纪之交方兴未艾的“价值观”问题的探讨有所补益。这种想法也受启发于更早几年的一件事。当时李岚清副总理到沪，布置上海出版界编纂一本先秦贤哲的语录，意在拂去二千多年来覆盖于中华文化上的层积尘埃，正本清源，抉示早期中国的健康向上的主体精神。不久在市委与市委宣传部指导下，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担纲、编纂了用作中学教参的《二千年前的哲言》一书。《中华创世纪》的创作正是沿着正本清源，为青少年提供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教育的优秀读本的思路进行的。而如在书序言中所介绍的，施大畏先生的巨幅绘画《开天》，则是策划小组得以成立的第一推手。
　　相对于过去的神话故事、演义读物，《中华创世纪》具有迥然不同的创作目的。从书名即可看出，它并不过分注重历来所关注的史前古帝世系的建构——这其实是不可能的；而旨在中华民族创世观念的再现，以利于在中西同一话题的比较阅读中，认识自身的精神之源。为此，这本小书的创作、具有以下三个贯串始终的特点。
　　史前的中华先民自然不可能有“价值观”这样的概念，然而史前神话洋溢着的那种精神气质，却是具体可感的。大抵在周汉时期，这些故事被大量采录于历史、哲学著作中，成为史学家、哲学家们“曰若稽古”，讲述历史形态、表述哲学理念的重要素材，也就是说，潜在于史前神话精神气质下面的朦胧的宇宙意识、人生意识，至迟在汉代以前的早期中国，已被整合为成文的宇宙观念与价值观念。在不可能完全复原史前口传神话故事的情况下，提炼早期中国哲人们的有关思想，应当是比借取舶来模式，更可能接近真相的一种途径。
　　“中华民族的精神要髓，应当怎样来概括”，孙颙先生提出的这一问题引起了策划组的热议。经反复讨论，一致同意，《易经》乾坤两卦开宗明义的两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应当是最精粹的概括。这不仅因为《易经》是群经之首，很早就被视作华夏思想观念的哲理基础，而乾坤两卦又是《易经》的总纲，更由于，我们反复比较主要的中国神话故事，发现其精神无不指向这两句话，而后世为中华民众最为珍视的那些古训，如孟子所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与民同乐”，范仲淹所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所说的“民胞物与”，晚清时期以顾炎武有关思想为基础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无不上承以上二语。清华大学更将二语作为校训，刻石立于校园，甚至今天所提倡的“自主创新”，“和谐宽容”，也显然与它有割不断的联系。
　　虽然该书创作有着复原我们民族的创世观念的企望，然而这并不是要造成一种与西方文化对立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假说，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希望寻找出既有民族特色，又与西方文化可以沟通的契合点来，从而能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真正成为世界文化之林中光辉夺目的一枝。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二语可称适当其任。这两句话的精粹在于以下两点。一是在天地人三维的宇宙观思考中明确了作为三才之一的大写的人———君子，应当在法天象地中求得人与自然，以及个体与社会群生的和谐；二是这种群生性的和谐又与永不止息的“自强”精神相辅相成。这就启示了我们，中华民族原初的价值观念，其实包含着自强以实现个人价值与宽容以承担社会责任，两者相统一的可贵因子。当前有关核心价值观的讨论中，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是将个人价值与集体主义相对立，二是多强调宽容而往往忽略了自强。该书要表述的先民价值观念，一是自强与和谐的统一，舍自强创造而谈和谐宽容，就有滑向孔子所批评的“乡愿”的危险；二是提倡在民族的使命感中实现个人价值，而不是将二者对立起来。这一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宝钢有关的思想建设中早就有明确表述，应当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
　　任何历史书写都是当代人意识的反映，然而当代人的历史书写又应当具备历史演进的或然性，因此合理处理古史素材与现代意识的关系，是我们创作中时刻注意的又一要点。
　　大禹治水，是全书写作最费心力的章节。二稿之后，我们仍感到不满意，于是回过来以半年余的时间重新钻研“禹贡学”的浩繁资料。结果发现，大禹治水可称是中国古史上一项最早的系统工程。不仅是有关江河湖海水利整治的小系统，而且是工程建设、经济发展与政治设计三位一体的大系统。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改变了历来多由勇武、献身角度来阐述的套路，而主要由创造力、组织力、执行力的高度描述大禹及其团队的全局观念、统筹意识、科学精神等大智大勇，相信我们奉献给读者的是一个崭新的大禹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