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提出，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近代没有成为现代化国家，问题在于没有用“数目字管理”，一方面，皇权强调的道德在现实中无法实践，沦为虚伪；另一方面，缺乏数目字管理，使得中央政府无法准确调节。参照福柯的《安全、领土与人口》，我们也许可以发现，缺乏数目字管理也许并非原因，而是结果。其真正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从朱元璋开始，明朝政府过分相信权力的强制力和道德的感召力可以改变人民的行为方式，从而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另一点则是因为中国的国土面积太大，人口太多，情况过于复杂，我们很容易理解，在16世纪的中国，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要素进行详实的统计在技术上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直到今天，因为各种原因，中国在统计方面的准确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西方从重农主义开始得以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为自由主义的市场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并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物质生产和消费制度，同时它还意味着欧洲权力谱系学上的一个重要断裂：从规训的权力到调节的权力，从消灭恶到利用恶，从公共管理到自由放任。重农主义对所谓人性恶的态度不是予以消灭，而是加以观察和利用。当恩格斯说：“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12]的时候，可以说这是对18世纪以后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总结。这不是一个道德哲学的发明，而更应该被当作新的权力模式的发明。在传统的规训和法律权力模式中，权力的运转和对人的认识是这样结合起来的：“人是凶恶的，人是坏的，他有坏思想，恶习气，等等。在规训空间中，对这个现实进行补充，补充规定和义务，现实越顽固，越难以征服，规定和义务就越人为，越强制。”[13]而新的安全配置中，“能够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就是，人们给予十八世纪所理解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不是赋予某个人的特权和特别优惠，而是人和东西的行动、迁移、流通的自由。”[14]权力的运转和对人的认识的结合方式发生了改变：人开始具有了某种不可改变的“本性”（nature）[15]，所以权力的作用点不应该是这个本性，政治必须以自然已经给定的条件为基础，政治领域和自然领域一样，不是制定规律，而是发现和利用规律。18世纪的政治思想强调创造自由流通的条件，在自由的市场中发挥人的本性，这就是现实的原则。在这样的视角之下，自由主义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与人口的安全管理问题联系在一起，在福柯眼中，以人性进步的眼光看待自由主义的发展无疑是天真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得以发展是因为它符合了新的治理模式：人口安全配置。在这种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诞生了。“政治经济学其实本身就有治理理性的自我限制，这个理性建立在了解事物自然进程的基础上。因此政治经济学标志着一种新的理性突然进入治理理性之中：由于相关现象的自然性，必须减少治理，而这是为了保证最高的效率。”[16]这是权力历史上，权力第一次以自我限制的方式行使权力，它首先要警惕的是自己的过分干预：通过减少治理来保证效率。而这一模式得以成立的条件就是“经济人”的假设，“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就是试图发挥“经济人”的作用，来解决安全的问题。因此，在福柯眼里，“人的诞生”与人口的出现息息相关：
    其结果就是：人这个主题，通过把它作为生物、工作的个人和言说主体加以分析的人文科学，必须从人口的诞生出发来加以理解，而人口是作为权力的关联物和知识的对象。人，说到底，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从十九世纪所说的人文科学出发加以思考和定义的东西，是在十九世纪的人文主义中加以反思的东西，最终，人不是什么别的东西，它是人口的形象。或者还可以说，如果权力问题确实是在君主权的理论中形成的，那么面对君主就不可能有人的存在，而只可能存在法律的主体这样的司法概念。反过来，当所面对的不再是君主权力，而是政府治理和治理艺术的时候，就有了人口，我认为可以说，人对于人口的关系如同法律主体对于君主的关系。看！结就这样解开了。[17]
    一般认为，人文主义是欧洲“人的解放”运动的产物，而在福柯的手术刀下，人文主义和人的诞生与人口的出现紧密联系在一起，生产有关人口知识的统计学与作为治理对象的“人”都是现代的权力关系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