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回顾中国近六十年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某种程度上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重新经历了欧洲的演变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同样面临饥荒的威胁，当时政府采用规训的方式来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从流通方面，国家彻底而全面地控制粮食流通，只有粮食局才有权利收购和出售粮食；从供应方面，则尽可能压低粮食价格，90年代以前，中国的大米价格长期保持在1角5分左右的水平；而在消费方面，则是采用粮票制度，控制和计划居民的粮食消费；在生产方面则通过集体公社制度，管理生产。国家的命令不仅作用于遍布全国的粮食局和供销系统，而且最终作用于每一个农民，应当种什么作物，采用什么种植方法（例如大跃进时期的密植法），都受到政府的干预和监控。权力还直接作用于每一个消费者，当时的城市居民不仅在消费总量和方式上有限制，而且还有消费品种的限制，例如主要以大米为主食的武汉居民也被配给有一定数量的面粉、杂粮。而过节的时候，则多配给一些特定种类的油和副食等等。当然这种控制手段并不局限于粮食，而是包括吃喝住行等一切方面，但是粮食显然是最重要的。改革开放以后，国家逐渐解除控制，放松了对流通和价格的控制，生产能力随之不断提升。九十年代初，粮票废除的政策发布之后，人们担心粮食供应会不安全，然而，事实上，粮食自由流通的结果是中国的粮食安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可靠。也许可以说，改革开放的进程是重商主义转向重农主义的中国版本，而且这一过程并未结束。21世纪以来，中国的政策从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向扩大内需，从强调生产到强调消费和福利，“民生”问题不断占据人民日报的头条和政府工作报告，当然这显现了政府对人民利益的关心。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并非偶然现象，而是从治理模式转型的必然结果。
    另一个概念是“人口”。把Population翻译成人口，并不完全准确，在汉语中，“人口”专指统计学的对象，而在法语中，这个词中有两个意思：一是指居住在某一地区的所有人；二是指统计中的同一种类的生物。它既是统计学的对象，同时也是在统计学的知识视野之下出现的一个政治实体：全体人民。在18世纪以前的欧洲，对于君主来说，没有人民（peuple）[9]的概念，只有臣民（sujets）的概念，也就是君主权力的对象，同时也是法律的主体。但是杂多的个人，并不适合作为新的知识-权力（savoir-pouvoir）的对象和目标，新的权力配置以安全为目标，无法处理杂多的个人，只能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加以考虑。权力无法处理个人的疾病，但是应该而且可以处理流行病的发病率；权力同样也无法应对个体的出生和死亡，但是应该而且可以调节出生率和死亡率。也就是说，权力的作用点不是具体个人，而是带有某种抽象性质的群体：人口。人口作为一个新的政治概念，形成了特殊的层次，新的权力生产出有关这些新要素的知识，并且据此对人口现象进行调节。在增强国家实力的关切之下，人口数量逐渐成为国家的核心问题。政治学家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克服因各种原因所导致的人口数量的减少，重商主义者认为，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就可以提供充足的劳动力，压低生产成本，扩大出口，提供足够的兵员。对于君主们来说，这些臣民不再仅仅是统治的对象，同时也是国家力量的源泉。如果要发挥人口的作用，首先需要的就是了解他们，获得关于他们的知识。“每个国家都需要了解自己和别国的情况：人口、军队、自然资源是怎样的，生产、商业、货币流通又如何，所有由统计学给出的元素都要了解”。[10]在公共管理的权力运行模式中，统计学才有可能产生，而人口则作为统计学知识的对象得以构建起来。
    但是重商主义者鼓励人口出生率的方式并没有取得足够的成效，因为人口不仅要被生出来，而且要有足够的物资保证他们的生活，否则人口的数量是不会提升的。而且单纯的人口数量与国家力量之间也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与资源有效结合的50万人强于分散的100万人，这就是为什么18世纪领土小人口少的荷兰强于领土广袤人口较多的俄国。对人口-财富问题的反思为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政治经济学发展起来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对资源-人口关系的管理不可能通过强制管理系统面面俱到地解决，”[11]人口的数量并不取决于统治者鼓励生育的意愿和法律管制制度，而依赖于另外一些变量，例如税收、流通和收益分配方式。因此需要一种新的科学，即统计学，其目的是对这些依赖性进行理性的分析，也就是说观察和预测这些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从中推导出人为加以改变的方式。这样就出现了所谓人口政治问题，它不是法律主体的集合，也不仅仅是劳动力，而是人类各种要素的综合。对于这个“人口”可以采用法律手段对各种要素进行调节的方法加以间接控制，也可以通过各种“运动”来提高他们的“质量”——例如卫生运动，教育运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