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先后出现了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两大潮流，它们都跟当时欧洲频繁发生的粮食短缺有关。在近代社会以前，由于农业生产的不稳定，饥荒几乎不可避免。最初在面对饥荒问题的时候，国家权力一般来说所采用的都是规训的方式（disciplinaire）来加以调节：严厉打击囤积粮食的行为，控制粮食流通，禁止粮食出口，限制粮食销售价格，采用各种行政强制手段保证粮食供应。严格压低粮价还有另外的考虑：如果粮价便宜，就可以压低工人的工资，于是就能生产具有价格竞争力的产品，从而扩大出口，换回宝贵的黄金或者白银，积累财富，增强国家的力量。这是重商主义的思考方式。然而事与愿违，用严厉惩戒的方法压低粮价并不能保证市场上有足够的粮食出售，饥荒的阴影挥之不去。虽然国家尽可能鼓励商品出口，但是饥荒的频繁发生使人民常常处于饥馑之中，一个面有菜色的国家是不可能强大的。
    18世纪中叶兴起的重农主义则从另一个角度思考这一问题。他们认为，强行压低粮食价格，打击囤积，并不能保证人们有饭吃，反而导致粮食稀缺，人民饿肚子。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应该反过来，允许粮食涨价，允许囤积粮食，允许粮食自由流通，甚至允许粮食出口。重农主义的逻辑初看上去似乎有些奇怪，不过却有深层的理由：倘若粮食价格太低，农民的收入不足，他们就没有能力和积极性来改善农业技术，扩大耕地面积，所以粮食的产量就一直处于勉强够吃的较低水平，一旦遭遇天灾，饥荒就不可避免。反过来，如果政府允许粮食自由流通，假设农业生产取得丰收，多余的粮食就可以出口，因此不会导致粮价下降，农民赚取利润之后，会继续扩大生产。假如粮食连续丰收，供给增加，而需求不会不断增加，那么价格就会稳定下来，而不会一直上涨。如果第二年歉收，虽然商人会提前囤积粮食，粮价上涨不可避免，但是由于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粮食可以从国外进口，几个月以后就会有进口的粮食在市场上出售，因此商人们也会预先出售粮食，而不会把粮食永远存放在粮仓。“某个特定时期的歉收引发的稀缺-昂贵（rareté-cherté）现象，通过一系列集体的和个人的机制[……]，导致某些东西的出现，使情况逐步得以纠正、缓和、平衡并最终消除。”[6]粮食问题不能通过强制商人卖出仓库里的粮食来解决，真正的解决之道实际上是：只要什么都不管，自然的规律就会使粮价回到合理的水平。重农主义有中国道教的“无为而治”的味道，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儒道思想在18世纪的欧洲知识界引发了相当大的冲击，当然也影响了魁奈和杜尔哥等重农主义的代表人物。
    这两种统治模式所对应的是两种行使权力的方式。前一种方式所针对的是具体个人的“恶”的方面，商人在粮食紧缺的时候，囤积居奇，谋取暴利，这是恶的，因此规训权力对这种行为和这些人进行严厉打击，消除他们的破坏作用，试图控制秩序，让一切井井有条，行使这种权力的方式就是发布规章和命令，并确保执行，这是规训的权力。而后一种权力则是全新的规划和分析，它所针对的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整体，在它的规划中包括了参与市场的所有生产者、消费者、进口和出口等各个方面，经济人（homo ?conomicus）的一切行为要素都被纳入考虑之内。它不再发布命令，更没有强制执行，而是“通过“让他们干”（laisser-faire）[7]，“让他们走”（laisser-passer），采用放任的方式，“各行其是，无为而治”（laisser les choses aller）。[8]”虽然还是有些人会被饿死，但是就整体而言，饥荒被克服了。重农主义并非只是关心和鼓励农业的问题，它所解决的也不仅仅是粮食问题，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其后果都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提倡者所设想的范围。它与之前的权力模式最大的区别在于，gouvernement（政府或者说国家权力的治理）不再试图规训或者改变人的行为模式，不再以道德的名义发布命令，也不再干预人的动机和行为，强令人们为了缓解饥荒而拿出粮食低价出售。新的理性把人们的行为方式当作如同自然现象一样的客观规律，例如人们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追求生活的享受，新的治理术不再把这些人的现象当作规训必须加以改变的“恶”，而是把这些行为模式当作既定的客观事实。治理术现在要做的是观察和认识他们的规律，获得相关知识，这样就能对此加以利用，从而发展国家的力量。不再试图改变人的行为动机和方式，把它们当作自然现象加以研究，获取相关规律的知识，并且利用这些知识来发展国家力量，这是人类政治史上的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可以说是治理术从传统到现代的根本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