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读毛泽东《沁园春·雪》有过太深的印象，所以当我看到南妮的新作《妖娆时代》的封题，首先想到的不是女性的妩媚，而是山河的壮丽。
　　但南妮笔下的妖娆确确实实在写女性，也是在用女性的特有眼光，把她生活其间的对象，包括精神、物质重新审视一遍。因为是审视，她会像把玩手里的一双高跟鞋一样，触摸女性的思想和意识。就像《妖娆》一篇直接告诉我们的：穿高跟鞋“长时走路虽然艰难”，但“一穿上它，人就挺拔、自信、步调婀娜，说话的速度放慢，声线细了，小动作优雅起来，思想里女性的意识强烈起来”。这富有性感的语句连绵不断，与其说写出了女性穿高跟鞋特有的真实感受，倒不如说她是在想象中，把高跟鞋带给女性性别意识的整体丰富性充分彰显了出来（因为在现实中，穿着高跟鞋的女士在办公楼过道里大呼小叫是屡见不鲜的）。这种彰显，既是自爱，也是为了被爱。虽然她认同“女人最大的心愿就是叫人爱她”，如果竭尽千娇百媚之可能，让男人为之倾倒痴迷，并不过分。但男性因痴迷而付出的代价，却又唤醒了女性的责任意识。所以南妮认为，女性的娇丽与江山的壮丽，在男人心中的权衡，会反过来抑制女性的虚荣。以致她语出惊人道：“辛普森夫人死于温莎公爵之前，或许承担了太多牺牲的爱情是沉重的。如果我是辛普森夫人的话，我肯定是要吓得逃得远远的。如果一个男人把什么都抵押给你，你会多累啊，心累。”（《三十五年》）这样说，并非意味着她做人的低调，更不是给了吃不到葡萄者一个漂亮的说法，而是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浪漫爱有了现实基础，女性的独立意识，渗透进理性思想，平等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所以她才会写出《出走》一文，向自己，也向所有的女性追问：“离家出走的女人是过于自信呢，还是因为不自信？”
　　现代语境中，比如在毛泽东词作中，江山美人作为描写的对象，不再是两种景色的反差，而是互相映射的客观对应物。据此，因“妖娆”一语想到毛泽东的词句，也就不算太离谱。红装素裹，甚至可以顺势借用来形容南妮散文感性与理性的交织。
　　这种交织，扩展到《妖娆时代》一书中，既是男人与女人对比式关系的体验与思考，也是成人与少年（《第一次火焰》）、俗人与智者（《城市气质》）、穷人与富人（《富人阶层的衍生行业》），国人与老外（《话说老外》）、徒弟与师傅间（《男人们的师傅》），等等双方关系的体悟与反思。
　　即便性别意识暂时隐退，但笔下有“我”，却是她文章的一贯特色。比如《城市气质》是以描述一个小学五年级生的世博参赛作文而开头的，作文把“我是一个中队长”当中心句，反复申说自己作为一个班干部的作用。让作者摇头叹息的是，小小年纪就以级别意识来看待人事和生活，那他的人生是不会精彩的。作者进而说：“俗人以否定别人来肯定自己。智者肯定能够肯定的一切，也由此增加了生活的丰厚性。”读到这里，我有点疑惑，难道作者不也正是以她的否定来起笔吗？这不是有点自相矛盾吗？看到下文，才发现逻辑一贯的“我”依然在场：“能清楚认识到这点的人似乎并不多。那个写作文的孩子也正是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过好在他还是个孩子，他还有认识天地宽广的可能。”在否定中留出很大的肯定空间，不是那种折中主义式的两边平衡，而是充分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前景，这样的峰回路转，正是“我”的技巧和“我”的思想有机统一。
　　也许是有意编排，南妮在《妖娆时代》中有了淋漓尽致的言说后，突然以一篇“它们不说话”来煞尾，尤其耐人寻味。
　　面对其近百篇的散文，跟随其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多个方面齐头并进，阅读给我们带来的心理起伏，一如在人生阅历中渐趋复杂。但作者南妮呢？也许她生活中有太多的感悟，其内心有太多的涌动，所以需要用一种更具物质化的器具，默默接纳它，或者，干脆消解它。就在这一篇中，她引用了台湾女作家朱天心的话说，佩戴珠宝的女人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其皱纹的注意。其实，在前一篇《一支烟》中，她写外婆站在阳台上抽烟，说“烟对于28岁即守寡的她意味着什么呢？至少释缓了她难以言说的沉重吧”。我似乎有些明白，如同她外婆的一支烟移开了内心的愁绪，南妮手中的笔，移开了内心的汹涌，把需要在生活中无尽交流而又毕竟难以交流的思想和言语，物化为一本静穆的书。而我们读者，翻过最后一篇，合上全书，把它插回书架时，书以它的近乎冷峻的肃穆，以它的非语言的沉默的力量，成为这个自然世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