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伊·桑的文章只要稍加留意，即会发现它处处真知灼见，比较典型的是他对翻译工作的理解：“确实罕有一位英国散文大家拨冗去搞翻译。他全身心沉浸于自己的创作中。翻译于他毋宁说是一种徒劳的爱；从中所得的经济实惠是极少极少的。于是，英国公众必定要借助于低劣的译作，这类译作大半出于那些懂法语、但缺乏文学鉴赏力、也再现不了原作‘氛围’的译匠之手”。类似的背景，我为能读到陈圣生先生的这本译作而感到庆幸。接下来我的视野就落到了陈圣生先生的序作上，这篇短短四五千字的序将波德莱尔诗作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它的贡献、选择盖伊?桑编译的这本小书进行再译的原因，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力图客观的意愿表达得淋漓尽致。当然在里面我更感兴趣的译者对波德莱尔在诗歌界位置的评述，和对自己从前只有进行过感性认识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凝练阐释：“每一位伟大的作家都因为他超脱时尚、不同于流俗而为人们所永久纪念。所谓‘浪漫派’与‘现代派’的对立并非是绝对的：波德莱尔本人对维尼、雨果、尤其对戈蒂耶德推崇，他诗中对浪漫主义理想的眷恋，他奉以为师的美国作家爱伦?坡的浪漫主义的奇诡手法，都证实波德莱尔象他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本质上还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波德莱尔比一般的浪漫主义者更深刻独到之处在于，他从他自身的体验和颖悟中认识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反常性’，并且最早地以精湛的诗艺，集中、完美地表现了这种‘反常性’。”（“反常性”的论述在戈蒂耶的文章里被细细提及）。另外陈圣生先生引用戈蒂耶的言论，“波德莱尔对‘颓废’或‘颓废主义’有他自己独特的解释，他不过认为盛极一时的法国浪漫主义诗歌已经发展到自己的巅峰，而从他开始就要‘衰落’或‘走下坡路’了”表现出波德莱尔对艺术所具的天才的超前感悟力（这份恰当的超前性是每个愿于艺术上有所成的人必须具备的，恰当是指超前性最好不要超过个人生活那个时代的观念太远，否则孤苦的与日俱增和自信心的崩塌也会随之而来）。关于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我还需要借助从中学时读到的雨果的《悲惨世界》来为我今天所理解到的浪漫主义寻找原初起点。那里磅礴生动的语言、夸张丰富的故事情节不止一次让我流连忘返，那时也追随着浪漫的字面意义掺合自己臆想的浪漫情景浪漫了好一阵。生活的步步深入将我拉进如今的“现实主义”阵营里来。“没有艺术性和美感效果的‘真实’，不仅会玷污‘现实主义’，尤为甚者是使文学艺术本身降格；当然，远离‘真实性’或事物本质的所谓艺术，效果与此相同。如果我们将“浪漫主义”理解为主要从主观意向出发，更自由或更随意地发挥作家的才能和技巧来表现世界的本质，那么，‘现实主义’就可以认为是作家在这样做之时表现得更自觉、更精确和更受客观条件的限制。”
    在读完盖伊·桑对戈蒂耶于波德莱尔的评论，陈圣生对盖伊·桑、戈蒂耶与波德莱尔的评论之后，我终于开始读戈蒂耶的文章。正如本文开始所谈到的，戈蒂耶的《回忆波德莱尔》这一主题环节还没有读完，我便匆匆将自己难以扼制的情绪还原成文本，这多少有些对原作者思想的欠尊重，因为所想所谈在未睹文章全貌时肯定会出现偏颇，但是近来糟糕的身体状态一直影响着我的读书进度，使我不确定何时能将这本书读完，我只好在共鸣的情感衰退之前记录下这份难得的心情，也算是自己生命历程里的一次思想纪念。
    戈蒂耶的文章里谈到一个人让我警醒，这个人便是戈蒂耶与波德莱尔相识之地——皮莫丹公寓的主人费尔南·波瓦萨。文章里这么评价他：没有一个人的禀赋会比波瓦萨更优越了。他具有最开放、爽朗的心灵；他对于绘画、诗歌和音乐都绝好的理解力；不过，在他的身上，“玩票”的成分要比艺术家的成分更多一些。对别人作品的钦羡和赞赏占掉他太多的时间：他纯粹是在对艺术的热烈爱好中消磨掉自己的一生。……他是艺术领域中的一个“好色之徒”，没有人能像他那么精到、热情和敏感地欣赏真正的艺术杰作。叹羡之下，他忘了自己来表现美；他的感受是那么深刻，于是自以为同时也创造了所感受的艺术。
    后面的这段话几乎让我战栗起来，我知道这是我不自量力进行的自况成分促成的。这种‘忘记表现美’是每个深陷美中的人容易犯的毛病，我的不知天高地厚的自况使我的感官这样敏感，让我在读到戈蒂耶对邦德尔在《巴黎人的新浮雕》一书中关于波德莱尔年轻时肖像描写（德鲁瓦曾绘过波德莱尔20岁时的肖像）的评论时几乎要昏厥。这段肖像描写简直唯美到顶峰，于是戈蒂耶说到“人们不应该死扣字眼地看待这一肖像描写。这是通过绘画和诗歌的媒介所看到的波德莱尔面目，因此必然包含着某种理想化的成分。……声誉一般来得较晚。经过知识上的苦学、人生方面的苦斗、以及欲望心志的折磨，青春已经衰萎，只留下一次次悲哀镌刻过的退色、变形的面具。但所留下的这幅画像仍有它的美点，正是它使人永志不忘。”
    随着我心智的逐渐模糊、脆弱，我暂时需要停笔了，希望对这本书的进一步阅读能够持续下去，并且能读到书中的最后一字，因为这本身也是我生命一次短暂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