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悲怀》的核心素材是1995年女作家邱妙津在巴黎自杀身故的真实事件。全书以与邱妙津对话的九封书信为主线，贯穿 “我”的生活描述。现实与梦境交错，文字与记忆纠缠，编织出一幅追问生命、对抗死亡的心灵图景。虽为长篇小说，但全书是由一个个章节组成，每一篇亦可独立成章，尤其首篇 《运尸人》，写 “我”用轮椅推着死去的母亲，乘坐地铁，去医院捐赠器官。这个短篇曾获得2001年台湾 “年度小说奖。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认为，这本书是 “新世纪台湾小说第一部佳构”。

    骆以军： 《遣悲怀》，这是我的梦外之悲，是再难重临的、最悲伤的一部小说。我用 《一千零一夜》中的方式来重新讲述她 （邱妙津）的遗书。在童话中，王后用讲故事的方式拖延国王的屠杀，我则是用讲故事的方式定焦她自杀的一瞬间，通过情书体和遗书体的交替，进行一场生和死的对话。

    作家的重要作用

    勒克莱齐奥 VS 毕飞宇

    勒克莱齐奥：一部好的作品首先是一个能够让你忘掉自己的作品，但是对于我自己也是存在的作品。我想也是一种奇遇，是我们能够走出自己的一种奇遇。毕飞宇：我觉得一切都是以空间和距离来说话。我最爱的作品放在枕头边上，然后书房，然后客厅，然后家以外，我经常打一个比方，好的书是亲人。一个好的作家，一部好作品让我感觉到他是亲人。 《诉讼笔录》我读过两遍，在风一样的人亚当的四周还有一个微风一样的人，那就是言春，诉讼笔录是一个标准的第三人称小说，小说一开始就是亚当，最后发展，直到小说的结尾都是亚当，可是你读到第五、第六章的时候里面冒出了“我”，我吓了一跳，然后这个“我”没了。过了好多章，又冒出一个“我”，直到小说的最后一段，“我”这个词又出现了，虽然这个字在小说当中出现的频率很低。我特别想请教勒克莱齐奥先生，在这样的一个标准的第三人称小说里面，为什么要刻意安排这样一个人称的转换，“我”像微风一样的在风一样的亚当身边飘荡？

    勒克莱齐奥：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困难，首先你刚才讲的那个故事，你童年的时候，把你父亲的名字写在学校的土地上，对于我来讲这个故事是一个非常美的故事，我很感动。我觉得作家都是非常孤独的，作家跟别人如果有一些差别的话，可能就是作家内心始终有这样的愿望，需要和不写作的人说话，这种需要可能会慢慢演变成一种激情。写作应该是一件非常枯燥的事情，把自己关在房子里，一张桌子一支笔就写了，当然我们可以为那些不能够拥有自己声音的人写作，有一些人他们在经济、政治、社会的处境当中，有时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可能是可以为他们说话，成为他们的声音，我想这个也是作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他们的肩膀温暖有力

    陈丹燕 VS 王雪瑛

    王雪瑛：你的新作《热的心》是一本关于世博志愿者主题的纪实作品，你是怎么想到以此为题材写作的？《热的心》聚焦了三位女主人公，她们负责对中国馆区域各岗位上的总共3000多名志愿者进行组织管理和服务，她们都是上海世博会长期管理岗位的志愿者，与普通志愿者一般服务2周不同的是，她们的服务周期长达9个月，她们组成了一个运营小组。你和她们相处、谈话，最后完成作品的时候，你有什么收获？

    陈丹燕：在1997年，我写作《独生子女宣言》最后一章时，提及一个女孩当年对我宣告的话：“没有人知道我们将变得多么好。 ”，抱着怀疑和祈愿交织的感情，我希望那孩子指出了独生子女社会的光明前景。 2008年，我采访汶川的上海青年志愿者的经历，让我惊醒，独生子女的一代人已经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让我惊喜的是，在社会需要时，他们的肩膀是如此温暖有力，而他们表现出来的担当是如此朴实真挚，我很关注独生子女的一代人的成长，所以我在世博会结束后，走近了她们。

    当我开始采访她们三个的时候，她们已经经历过九个月的世博会志愿者工作，已是上海的骨干志愿者。她们共同的感受是，志愿者的经历，是她们人生中买不到的经历，是她们人生的财富。苏秀红已是一个小女孩的母亲，她期望自己能为建立一个愿意奉献的社会出力，那是她的孩子将要进入的社会，她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生活在那样的社会中。独生子女的那一代人，在这时不光表达了自己，也开始承担他们的社会责任，也着手改良他们的孩子将要进入的社会。原来一代人是这样长大的。

    当她们三个人不穿那著名的白菜服，就像上海街头随处可见的年轻女子一样，轻盈，愉快，普通。每当我们结束采访，在街头告别，我看着她们走远，总有一种踏实的愉悦油然升起，她们是这个城市中的普通人，也是这个城市的希望和依靠。

    我那持久不衰的好奇心，令我用这种方式见证了一代人曲折但终是美好的成熟，真是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