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更接近内心

    托宾 VS 王安忆

    托宾：短篇小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写作形式。如果写长篇小说，你可以慢慢地把那些情节、人物、背景介绍进来。而在短篇小说当中，第一段就必须要把许多的工作全都做完。而且它必须看起来是那么地自然，就像一个嗓音在诉说。所以这需要大量的自信，王安忆刚才说的很对，短篇小说更加接近我内心的东西，和自己的故事，和自己个人的生活距离更加近。我举一个例子，这个集子当中最后一个长的故事，是我在母亲去世以后写成的。我在写作中就是不去直接叙说这件事情，而是用隐喻的方法。

    有人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在冬天的西班牙有一个母亲和她的两个儿子在家里，刚刚出门的时候，雪砸下来，把母亲压在了下面。

    问题就在于当时是初冬，春天要在三个月以后才会到来，所以他们找不到她的遗体。这个故事中儿子每天都出去寻找她的母亲，寻找每一种印记，这是不是我的母亲？但是一直都没有找到，直到春天来临，雪开始融化。这里的意象就是他仰望着天空看着天上飞来的秃鹫。因为秃鹫在冬天会飞往南方，而在春天融化的时候才会飞回北方来，他必须在秃鹫找到他母亲之前把母亲的遗体给找回来。

    我是部分地运用了别人告诉我的一个故事，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用我自己的情感，甚至是我在梦幻中的情感。如果你失去了一位你心爱的人，那么在梦中你会不断地寻找她。当我在写作这篇故事的时候，正好是非常寒冷的2月，我一个人去了山中。我和故事中的男孩一样每天都在山里跋涉，我写下我看到的每一件事物。作为一个作家，他的工作是要寻找一种隐喻，寻找另一种生命，把你生命当中的情感传递到虚构作品当中去。

    王安忆：这个故事使我感到非常震动的是，一开始我们知道那个母亲是没有了，可是依然有一个悬念，等待冬雪融化。我读的时候我一直非常惊讶，是什么吸引我要往下读，要去知道一个已经明白的事情。而且儿子在等待雪融化时，有一个新的因素介入进来，就是那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是一个孤儿，这个孤儿有一句劝慰他的话，他说，“你已经痛苦过了，不要再痛苦了。 ”这个话从感情上来讲，我觉得是真正有过丧母之痛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从情节上来讲，就使我更加明确他母亲肯定去世了。

    可是我们依然在等待雪化，等待事情露出真相。这个故事不像别的故事那样，到最后会有一个扭转乾坤的戏剧性的转变，小说最后的结果依然是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个结局，所以它吸引我看下去，其实不是为了结果，就是为了这个过程。

    一场关于生死的对话

    董启章 VS 骆以军

    董启章：香港好像没有一个很强的叫“文坛”的东西。在香港从事文学写作都是一种边缘的状态，不存在上面压着下面的问题，我也从来没有压力的感觉。比较年轻的时候看老一辈这么写，比如最老的前辈刘以鬯。我受他们的影响。我在想，要怎么写才可以超越他们？可能每一代人的写作方法不同，香港文学的特点就是非常独立。香港没有职业作家，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很少是单以写作作为自己的职业的。我觉得这个精神就是从前辈传下来的，我们都是以这样的心态写作的。

    王雪瑛： 《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是董启章 “自然史三部曲”之第一部。采用二声部的写法，一写 “我”受挫于苦恋如真的失败，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藉着一封封书信创造出少女 “栩栩”，期望 “栩栩=如真”；一以发报机、收音机等过去年代的寻常物事为线索，写香港平凡人家的三代生活，是糅合了个人成长史、家族变迁史和香港百年发展史的一部大书。

    骆以军：台湾那么小，像张大春他们，他们这辈小说家所受的教育很好，他们在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是很有名的青年作家了，他们到30多岁的时候成为职业作家，他们的书可以卖到20万本。到了我们这一辈，作为小说家，我们拿到第一个奖的评审都是张大春他们。他们对我们有视野的给予，也有文学信仰的给予。但是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想象性的落差，我们以为拿了几个文学奖，出版社也找你出书，就能以小说维生，其实不然。台湾是小市场，我们出书以后，我发现我们的小说只能卖2000本，这是我们当时的景观。

    王雪瑛：谈到 《遣悲怀》这个书名，出版方世纪文景说，这个名字并非出自唐代诗人元稹的同名诗。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德威对此有很全面的解释：《遣悲怀》典出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哀悼妻子马德琳的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