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阿隆而言，他的历史观首先意味着一种切身观察，既能深入其中，又能抽身而出。在他看来，历史首先意味着自我的经验和意识，只有从自身的认识开始，走向对他人的认识，然后分析那个使我理解他人的客观精神。其次，只从自我出发是无法完整把握住历史，“只有成为他者，才能理解整体”，即是说只有成为他者才能理解整个历史，因为所有的文明都是他者。但是这正是历史的诡计所在，成为他者是如此困难，这也是整个历史认识的困惑和难点所在。阿隆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纳粹主义的兴起，苏联共产主义兴起，冷战主义，法国的学生运动，对各种政治和历史的态势都有着平和而理性的认知。正是在这种对照的语境中，他才逐渐形成了一种清醒的“介入”姿态，而不是一味狂热地拥抱革命。在他看来，历史中存在着理性，正如存在着关于过去的知识。但是，终极的理性或知识无论是否存在，都是靠不住的，只因为我们根本无法达致那个目标，因为我们本就是历史中人，局内人的历史身份剥夺了我们整体视野，令我们无法做出整体而全面的判断。正是这种立场，我们才能理解为何他对马克思主义如此警惕，而对波普尔的《历史主义贫困论》如此推崇。在《历史讲演录》中，他多次提到了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声称可以预言未来和历史发展的方向，仿佛历史就如自然有铁一般的规律可以循规蹈矩，按部就班。

    曾有人在阿隆生前问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最满意的是哪一本。他的回答撇开了那些应景性质的论战之作和报刊作品，最终选择了三部作品：《历史哲学导论》、《历史和暴力辩证法》以及《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而在我看来，更应该加入那本他在去世之前完成的《雷蒙·阿隆回忆录》和《论自由》。从这些作品中，至少我们能感觉到，阿隆对自己的清晰定位，最为渴望，不是评论家、记者、教师，而是哲学家，而他显然为身为没能写出自己所期望的伟大哲学作品而感到遗憾。对阿隆而言，历史只是一个插曲，哲学才是他的伟大抱负，所以他总觉得不如萨特，因为萨特完成了自我的写作夙愿，而他自己深陷现实的深渊，被历史的宏大图景所迷惑，力图在历史的迷雾中，找寻到一种历史意识的途径，探索历史的存在意义，被人长久的孤立和误解也无所怨言。但历史往往是公正的，至少在他去世之前已经让他意识到了这种公正的评价，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所言：“阿隆就像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长夜将尽、曙光微露的念头把智慧送达法国知识分子手中；但是对他的作品及其长期孤独迟到的赞赏，却又模糊了他对法国公共生活英雄般的赞美。阿隆不是道德家，但他的整个职业人生构成了一场以理性对抗历史的赌博。他赢得了并被第一时间承认为一代最伟大的异议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