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雷蒙·阿隆去世时，他已经是法国公共领域中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这样的荣誉都不算太迟，历史在经过了几十年的狂热和激进的革命后，终于恢复了正常的生活轨迹，人们也开始意识到“宁跟萨特错，不跟阿隆对”的说法是有多么不靠谱了。也难怪，论及二十世纪法国知识分子，阿隆和萨特是最为人并肩称道的两位，从早年小同学间的亲密友谊到巴黎高师的求学神话，从对哲学的共同痴迷到对政治立场的不同选择，从两人1947年开始决裂到1979年握手言和，这两位哲人之间的一切都成为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但是这两位法国著名的知识分子的待遇却大相径庭，萨特的声望一直高居不下，而阿隆生前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法国知识分子中的“局外人”。

    1976年，法国《新观察家》周刊以“70岁的自画像”为标题刊载了对阿隆的采访，因为之前也曾经有过关于萨特的采访，记者在采访中不免要问到这样的问题：“萨特与阿隆两人之中究竟谁更能代表他们的时代？”阿隆最初的回答倒是很谦虚，他承认萨特的影响比他大很多。但是当记者继续追问在萨特和阿隆之间选择哪一方才是正确时，阿隆的回答显得意味深长了：“我认为萨特的灾难在于他总有一天要受到世人的谴责，因为他把自己能言善辩的口才和丰富的情感都用来为不合理的事物作辩护，他滥用自己宝贵的才智试图向人们证明斯大林是不能反对的，人们至少应该向他靠拢。但是今后也许有一天，人们对他和我仍然又兴趣，他们会说，我从来没有为了辩证法的需要去为不合理的事物进行辩护。”阿隆在《雷蒙·阿隆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中清晰地记住了这段谈话，并强调自己在法国历史中所占据的位置：“在知识界看来，我之所以应该受到谴责，正是因为当真理尚未被揭示出来之前，我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他们谴责我的另一个依据，是我没有指出通向良好社会的道路，未能传授进入这种良好社会的方法，对此，他们并不准备原谅我。”

    当然，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说法并不确切，因为并不存在原谅与否的问题，只是经过了这么久之后人们才能逐渐发现谁的思想更为有长久的生命力，也更能作出清醒而独立的判断。阿隆的“局外人”身份并不是因为他对法国的公共话题视而不见，二十世纪法国的政治和历史的发展，阿隆一直都深入其中，但是他的“介入”一直都是一种旁观者和清醒者的姿态，而这种姿态却一直被误解为保守和怯懦，追随者寥寥。相反，倒是他一直声称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小同学萨特在二战后高度“介入”了法国政治和历史现实，而且选取了一种颇为激进和狂热的姿态。二十世纪的法国，概而论之，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要面对着这种境况：你是选择共产主义的苏联还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在呼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名单上你签还是不签，你是选择拥抱革命还是镇压革命。历史仿佛成为了一道道非此即彼的选择题，你只要轻松地选对了立场和阵营，就可以放弃对所有问题的思考和正视。如今我们回首那段历史，当然可以说那样的选择很愚蠢，那是因为我们知道了历史发展的结果和真相。而对那些涉入其中的人物而言，我们都是历史的人质，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想想萨特与加缪的分歧，想想与萨特与阿隆的决裂，历史往往需要许久才能为你拨正衣冠。

    阿隆曾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宣称，历史是一种我们一边活在其中，一边进行建构的东西。1938年，他用这篇描述历史意识的文字作为博士论文进行了答辩，震惊了答辩委员会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阿隆的《历史哲学导论》力图驳斥过于理性的“进步哲学”，而赞同一种采纳了德国社会学和现象学的更为现实的路径。在他看来，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不能与企图理解历史的人的立场和局限割裂开来，人自身在他试图描述和阐释的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都会对历史学家的认识产生影响。这种对历史颇为辨证的看法现在看来已经稀松平常，但是很难想象当时的阿隆遭到了多大的阻力。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阿隆在法兰西学院开设了两门关于历史的课程，一门是1972-1973年间的“从德国历史主义到分析的历史哲学”，另外一门是1973-1974年间的“历史世界的建立”，后集结为了《历史讲演录》一书出版，书中延续的仍然是他三十年代的历史意识的反思，只不过从当初的初见雏形到如今经过了多次政治、战争和历史的历练后更为成熟，他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即是说不是那种纯粹理念的历史，分析的历史，而是一种行动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实践的历史，人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