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历史事实？什么是历史认识？历史事实与历史事件是什么关系？历史事件与历史叙述有何关系？历史叙述与历史解释是何关系？每个有历史意识并具备历史自觉的人几乎都会不同程度地关注这类问题。尽管并非每个历史学家都会在自己的著作中明确阐述自己在上述问题上的立场，但他（她）们对历史事件的叙述、分析和解释的方式已经实际体现了他们对这类问题的态度。而对这些问题的明确回答直接表明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史识。在史料相同的情况下，史识的不同决定了历史事实向我们呈现的方式，也决定了我们对历史意义的领悟程度。
　　然而，史料始终是历史研究的客观有效性的基础。对于历史研究来说，由于过去的不可复制性，史料永远是不完全的。因此，史料的真伪、重要程度以及相对量的多少就成了保证历史研究者的结论具有相对可靠性的先决条件。但是，即便对于某个历史事件的实际记载非常细致和客观，它们相对于更大的时空跨度而言仍然是一些碎片。这样，就势必产生对历史的宏观研究、中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矛盾。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阿隆(Raymond Aron)就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对这类矛盾予以特别关注并试图进行深入理论分析的学者。他的《历史讲演录》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与他的名著《历史哲学导论》相似，这是一部对历史研究作哲学分析的作品。作为出色的新闻记者，他自然知道前人对于事件的忠实记述对后来的历史研究的重要性。但为《费加罗报》撰写政治评论达三十年之久的经历也使他感到，对于事件的记述难免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对构成历史事件的各种因素的取舍和综合就深刻地体现了这种影响。虽然阿隆对国际关系史、二战史和工业化史的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独树一帜并在其它领域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但在他出版的四十多本著作中对历史的理论反思始终是不变的基调。
　　在阿隆看来，每个历史研究者必须不断追问“历史是什么？”这个问题。只有不断追问这个问题，人们才能始终维持总体性的历史意识。只有具备总体性的历史意识，我们才有资格谈论“通史”。但“通史”显然不是“专门史”的简单相加，否则，在今天这个学科高度分化的时代，在这个每门学科都有自身的历史研究的时代（如，文学有文学史，医学有医学史，交通有交通史，经济学有经济史，等等）就没有必要设置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科了。然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科之所以有必要，不单单是因为它维持了人们的历史自觉，或像我常常强调的那样，维持了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求真的意志和求真的理想。更重要的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科，向作为整体的人传递了作为整体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在某种意义上也传递了作为整体的文明的基因。当然，这一点也决定了，一般意义上的历史研究者需要有“通史”的史识，即便是研究专门史的人也需要有这种“通史”所要求的“通识”。这种“通识”不仅可以避免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且让历史意识具有真正的连续性。即便像斯宾格勒和汤因比那样强调文明的多样性解释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保持对历史整体性和连续性的好奇心对于我们完整地理解人类的真实状况具有重要意义。
　　维柯曾说，人对历史的理解之所以不同于对自然的理解，是因为人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不是自然的创造者。但人常因缺乏历史的自觉或因为对历史的遗忘而不真正懂得自己的集体作品的整体意义。阿隆对历史的整体性一直给与必要的关注，并由此得出“历史科学或社会科学既是分析性的，又是综合性的”这一结论。但是，历史科学的综合性隐含着一个预设：历史科学也是对于事件之间的联系的研究。事件总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它的各种因素及其前因后果并不直接呈现给我们。黑格尔对“原始的历史”、“反思性的历史”和“哲学性的历史”的区分，爱尔兰根学派对“根据史”和“效应史”的区分，已在客观上认定，历史事件以及人在这些事件中的行动需要从不同的层面来考虑。鉴于那个“自在的历史”只能接近而无法完全复原，过去的事件需要放在历史的总体性之下进行叙述和解释。构成过去的事件的不同因素甚至要借助人们的想象力才能连接起来。西方俗语说“历史是由活人讲述的死人的故事”，大体上表达了历史要借助叙述才能展示出来的观点。著名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野蛮人的思维》中甚至说历史是重构出来的，没有历史学家的思考便没有以历史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过去。阿隆基本上认同这一看法。《历史讲演录》是阿隆在1972-1974年间在法兰西学院的讲演录，出版于1989年。此书的主题和论述涉及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反映了阿隆对这些领域的重要贡献。此书论题集中，思路清晰，行文畅晓，既有思辨的严谨，又有分析的细腻，是我们了解阿隆的思想发展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该书的中译本的出版将对我们研究历史、哲学和社会学都有值得重视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