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多学科研究对象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其价值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多年来，一些介绍和研究黑水城出土文献的著作陆续出版就是证明。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难以释读的文字，下决心去认识、熟悉、介绍、研究，需要有数十年如一日坚韧不拔的巨大勇气和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俄国的学者们为此作出了最重要的贡献。他们的主要著作有：1926年聶历山写的《西夏文字抄览》，利用俄藏文献中以藏文为西夏文注音的材料研究西夏语音；1960年又出版了他的遗著《唐古特语文学》，公布了他利用俄藏西夏文文献编著的西夏文字典手稿，同时发表了他的研究著作；1964年出版了索弗罗诺夫和克恰诺夫的《西夏语语音研究》，第一次用俄藏西夏文文献系统地研究了西夏语音；1966年出版了克罗科洛夫和克恰诺夫的《西夏译汉文经典》，介绍并刊印了俄藏西夏文《论语》、《孟子》、《孝经》；1969年出版了克平、克罗科洛夫、捷连基耶夫—卡坦斯基、克恰诺夫著的《文海》，俄译并刊印了俄藏《文海》；1974年出版了克恰诺夫著《新集锦合辞》，俄译并刊印了原件；1979年、1983年和1990年克平先后出版了《西夏译孙子》、《类林》和《新集慈孝记》，研究并刊印了三书的原文；1981年捷连基耶夫—卡坦斯基出版了《西夏国家的书籍事业》，利用俄藏西夏文献研究了西夏有关书籍的历史问题；1985年克平出版了《西夏词语法学》；1988—1989年克恰诺夫出版了《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俄译并研究了这一重要文献，同时刊布了原文；1990年德国的赫伯特．弗兰克和克恰诺夫出版了西夏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
    中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俄藏黑水城文献的价值。早在1913年，寓居日本的罗振玉自伊凤阁手中得见《番汉合时掌中珠》一页，深知该书的重大学术价值，次年即借得此书九页石印流传，1924年罗福成将全书抄写石印流行。1935年罗福成又抄印了俄藏西夏文字书《音同》。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号作为“西夏文专号”出版，介绍了一些俄藏西夏文献的片段，罗福苌、罗福成、王静如、聶历山、石滨纯太郎等分别作了考释。近十几年来中国的西夏研究专家更加重视对俄藏西夏文献的介绍和研究，主要著作有：1983年陈炳应的《西夏文物研究》，内中也介绍和研究了不少俄藏西夏文献；1986年李范文的《同音研究》，对西夏文《音同》作了研究；1988年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略》，利用俄藏黑水城文献、文物研究西夏佛教历史，并重新整理了俄藏西夏文佛经目录；同年史金波、白滨、吴峰雲的《西夏文物》，其中刊布了俄藏黑水城文献、文物六十多种图片；1989年黄振华、聶鸿音、史金波的《番汉合时掌中珠》，在中国第一次全部影印了原刻本，并作了索引；1993年陈炳应的《西夏谚语——新集锦成对谚语》，将俄藏西夏文谚语《新集锦合辞》全部译成汉文；1993年史金波、黄振华、聶鸿音的《类林研究》，将西夏文《类林》译成汉文，恢复了失传已久的汉文本《类林》；1994年史金波、聶鸿音、白滨的《西夏天盛律令》，将西夏文《天盛律令》全部译成汉文；同年李范文的《宋代西北方音》，利用俄藏夏汉对音资料研究中国西北方音。
    著名的日本西夏学专家西田龙雄也很重视俄藏黑水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1964年、1966年出版的《西夏语的研究》，依据俄藏西夏文文献研究西夏文字、语音和文法，并编辑了西夏文小字典；1981—1983年发表的《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的研究》，1988年发表的《西夏语〈月月乐诗〉的研究》，分别对西夏文《五音切韵》和《月月乐诗》作了研究。
    俄、中、日等国西夏学专家为介绍、整理、翻译和研究俄藏黑水城文献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利用这些文献中的珍贵史料，探寻遥远的西夏王国的面貌，进而对西夏乃至中古时期的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也即对黑水城文献进行深层次的第二次开掘，是西夏研究的最终目的。由于俄藏黑水城文献数量特别多，已经面世的只占全部文献的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仍然默默地躺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特藏部的书柜中，很多具有重要价值的典籍长期不为世人所知。专家们因难以见到它们而深感遗憾。近数十年来，西夏学悄然升温，这批珍贵文献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学术界同仁。人而，能亲临查阅文献的学者毕竟不多，而且阅读的时间也终究有限，因此，学术界希望有朝一日能将其全部出版，使专家们足不出户即能查阅、研究、利用。粗历山生前曾拟定过刊布俄藏黑水城文献的计划，他甚至认为：“刊布科兹洛夫所获文献，乃是具有头等国际意义的科学事业。”(13)现在可以欣慰地告诉各位学术界的同仁，这个愿望就要实现了。全部俄藏黑水城文献的出版将会大大推进西夏学的发展，并将使汉学研究的某些领域因获得新的资料而得到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