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文学作品传世极少，过去所能见到的只是汉文文献中尚存的零星佚文。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有西夏文诗歌集的写本和刻本，保存了数十首诗歌，反映出西夏诗歌的面貌和特点。在谚语集《新集锦合辞》中，搜集了大量多种类型的西夏谚语，以醇厚的民族风格展示了西夏社会风情与党项族的民俗伦理、道德观念。谚语还为了解西夏文学的对偶、比喻、引申、韵律等形式提供了有价值的素材。西夏佛经中有很多发愿文和序言，这些出自西夏人手笔的作品，以精妙的文采阐明佛学奥理，叙述译经、印经的经过，祝愿美好的未来，多用对仗工整的骈文，是研究西夏文学特点的重要资料。

    四 古籍译文类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除佛经外，有以西夏文翻译的《论语》、《孟子》、《孝经》、《孙子兵法三注》、《六韬》、《黄石公三略》、《类林》、《十二国》等多种原汉文典籍，这些文献对校订、整理古籍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如西夏文草书《孝经》，译自宋朝吕惠卿注本，而汉文《孝经》吕注本早已失传，西夏文《孝经》的发现能重现这部亡佚已久的古籍。又如《类林》是唐代于立政编撰的一部重要私家类书，共十卷五十篇，失传已久，然而它以西夏文刻本的形式保存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通过翻译和整理补充，能使这一失传数百年的重要古籍重现原貌。黑水城出土的几部译自汉文的兵书反映了西夏王朝统治者强调武备、重视兵法的思想，亦有助于探讨西夏人怎样理解汉文的经典兵法，为中国的兵书增添了新的版本。
    西夏翻译的很多种汉文典籍，说明儒学在西夏有重要地位，表现了西夏吸纳中原文化的能力和深度，反映出中原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强大影响，是研究西夏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的有价值的资料。

    五 佛教经典类

    俄藏黑水城文献中数量最多的是西夏文佛经，有四百多种，数以千卷计。西夏王朝提倡佛法，在境内大力推行佛教，曾多次向宋朝赎取大藏经，，历经五十多年以西夏文翻译大藏经，并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修造寺庙、印施佛经。这些佛教文献有的译自汉文藏经，如《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大宝积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有的译自藏文经典，如《种咒王阴大孔雀明王经》、《大密咒受持经》等；有的系西夏人自己编纂，如《依金刚王亥母以净瓶亲诵义轨》、《中有身要论》等。不少佛经都有多种不同形式的写本和刻本。这些佛典珍品对研究和校勘佛教经典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大量译自藏文的佛经，不仅是了解十二至十三世纪藏传佛教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西夏佛教与藏传佛教密切关系的可靠资料。佛经中的叙、跋、发愿文、题款等，对了解西夏佛教的流传，译经、写经、印经、施经的情况以及西夏的佛教制度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多种西夏文佛经的题款中记载了西夏的两位帝师，这是中国最早的有关帝师的记录，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西夏文大藏经是中国第一次用少数民族文字刻印的大藏经，为中国刻经史增添了新的重要篇章。
    俄藏黑水城文献还为了解西夏乃至宋朝的书籍的书写、刻印、装桢、纸张等版本情况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文献中有写本和刻本，书体有篆书、楷书、行书、草书。有的书法精绝，有的运笔随意，古朴自然，表现出西夏书法特殊的魅力。西夏刻印事业十分发达，政府设刻字司，有的文献即明确标出为刻字司刻印，有的则为坊刻本或私人刻本。很多西夏刻本刀法娴熟，印制精美。有的佛经前还冠以场面恢宏、风格独特的版书，保留了刻工姓名。版式也多种多样，规格不一，大本的盈尺，小本的仅寸余；行格也是种类繁多，不拘一格；其装式丰富多彩，卷装、经摺装、蝴蝶装、包背装等皆备。此外，还有来源于印度、流行于藏族地区的梵夹装。有些文献有封套和封面，形式多姿多采。看到这些书籍，犹如进入西夏书籍版本的大展厅，想见中国中古时期书籍发展的各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