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俄藏敦煌文献》同时开展的《上海博物馆藏敦煌文献》，是出国前的大练兵，学术和技术工作都得到了全面的考验。比如，我们考订出的第一个卷子是上博27号，卷尾题“阿恕伽王经卷第十一”，但是《大正藏》中并无此目；当时我们的佛教文献知识极其有限，甚至对于工具书的使用也非常陌生。我们首先通过《佛学大辞典》了解了“阿恕伽王”是“阿育王”的异译，然后核对了《大正藏》中2042号《阿育王传七卷》、2043号《阿育王经十卷》、2044号《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一卷》，终于勘同出其文为2042号《阿育王传卷第七》的一部分。这种考订水平和办法，现在看来幼稚可笑，但就是这样，使我们初步了解了怎样通过主题词寻找经典依据，利用语言特徵甄别《大正藏》的勘同文献。又如，上博附2号传世品，题签写“唐写本佛告比丘鬱单越经”，以此定名的有“西蠡”、“吴云”等多人，其中程瑶田还是和戴震、段玉裁、王鸣盛齐名的经学大家。但是，正如陈援庵在《中国佛教史籍概论》中所说，乾隆时期学术家对于佛教文献不甚了了，所以《四库全书》释家类编纂了无头绪。此卷的传世定题是根据首行定下的名称，是历史上对于书法作品定名的行业习惯，不能达到文献学要求的具有充分依据的标准。我们首先查检了《佛学大辞典》中“鬱单越”词条，知道了它是小乘部的内容；再检索《大藏经索引·阿含部》，终于确定为“佛说长阿含经第四分世记经鬱单越品第二”的文字。这个经历现在看来同样幼稚可笑，但却使我们知道了怎样使用工具书，怎样在浩如烟海的佛经中去比定一个敦煌残卷。

    我们还在编辑室中讲解大藏经的分类结构特点、教判经义特点、文字叙述特点、翻译时代特点等；我们配置了16册的《大藏经索引》，但是如果不能判断残卷归属于哪一个部类，就只能每一册都去记录下几十个页码，然后几十上百地到《大正藏》中去翻查。有些编辑是通过这样的死功夫锻炼出来的，但更多的是通过分析理解内容特徵来作出比较直接的判断。在大藏经光盘盛行以前，逼迫着我们翻烂了《法宝总目录》、《大藏经索引》和《佛藏子目引得》等许多工具书。我们经常说的是：“我辈何才何德，堪当罗振玉、王国维辈大师做的敦煌文献发布工作，岂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非百倍努力不可得其什一。”日常比定工作，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故比勘异同印证文句之际，常有因一字之羡馀，或一言之缺少，亦须竟置此篇，别寻他品。往往掩卷踌躇，废书叹息。故即此区区检阅之机械工作，虽绝难与昔贤翻译诵读之勤苦精诚相比并，然此中甘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亦有未易为外人道者也。”

    对外合作的风风雨雨

    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孟列夫教授对我说：“我们学习研究中国，是热爱中国；我们的下一代就不一样了，他们是为了和中国做买卖。”年轻时长期生活在哈尔滨的著名汉学家丘古耶夫斯基，走出乌鲁木齐机场的第一句话是：“我回到了祖国。”西夏学专家克平教授幼年住在天津，重返时和昔日邻居抱头痛哭。而克平的母亲生前遇到不顺心的事，总是慨然地说“我们中国不是这样的”，而不是“我在中国”怎么样。这些外国专家一辈子研究中国文化，所凝聚的热爱中国的感情，是我们和外国合作的最为深厚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合作编纂的出版物，也是他们汉学研究的最主要最重要的成果。所有的汉学家对于中国的研究成果，只有在中国出版了、被中国学术界认可了，才是经受了最终的检验。

    合作需要对等、均势、互利，才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外国方面的合作者，是该国最优秀的专家，他们希望对话者也是专家。唯一的办法是扬长补短、显示自身的实力，才会得到尊重和重视。你怕他是个国际著名的学者，他也怕你在中国土生土长，对于汉学和汉学研究的知识更多些。在平时觥筹交错中，谈话中，这些掂量和考试就不动声色地开始了。你通过了考试，他就信任你；通不过，就觉得你不是好的合作伙伴。除了知识，还有个人品质。我们经常能够帮助俄国、法国的专家解决一些问题，提供一些线索，就使得双方真正取得了平等的地位。比如，一位著名的法国专家对一篇汉文古文无法断句，我们发现是一篇词作，就按照韵脚断了句，并找到了词牌；我们在拍摄著录卡片的过程中，每天都纠正俄方目录中的错误，俄方专家都仔细地记录下来；俄方专家询问敦煌文献中的《阎罗王经》和大藏经中的完全不一样，我们告诉他那是另一种同名异书的文献；有人说“圆通殿”里供养的是释迦牟尼，我们告诉她“圆通”是观世音的名号；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的禅宗，也讨论普希金。吟诵中国古诗，也同唱俄罗斯歌曲；喝伏特加，做中国菜。从学术研究到生活细节，都互相交流学习，真正成为十分信赖的朋友。

    但是，国外的东方学专家也有一些怀抱某种狭隘心理的人，竭力阻挠本应属于中国的敦煌西域文献的公布；他们说“材料全部公布了，我们以后研究什么？”所以不断制造理由，阻挠中国专家阅读研究，阻挠工作小组的正常拍摄著录；甚至无视合作协议条款，单方面中断提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