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在是否同意出版Дх12910－14156号马洛夫S. Ye. Malov于阗收集品的问题上，由于研究所内意见分歧，召开了东方所学术委员会会议。我受克恰诺夫所长的邀请，列席陈述关于保持学术完整性和遵守协议完整出版的理由。我陈述了出版《俄藏敦煌文献》的合同，正如《编辑体例》中第一项所述：“本书收录范围，包括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全部敦煌文献，以及被收录于敦煌文献中的其他文献。”但是被粗暴中断。孟列夫准备了书面发言，支持我的观点，强烈声明“如果不能完整出版，将是俄罗斯科学界的耻辱”，然后愤然退出会场，并把他的发言稿交给我。我想，那是让我向中国朋友转达他的态度。那一天，在俄罗斯电影中通常出现的忧郁的灰调天空下，我从东方所出来，没有直接回到冬宫工作现场，而是绕道到古运河边的酒吧，喝了一杯咖啡。我只能这样来修整自己的心绪。不能把我的愤怒或激动传染给我们的工作小组，不能因此而减缓他们紧张的拍摄工作。我切身体会到了我们的先驱者被拒之于西方图书馆之外的悲壮心境，体会到从他们到我们之间几代人薪尽火传的奋斗和艰辛。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孟列夫的拔刀相助、行侠仗义，是克恰诺夫反复朗读李国章社长传真中“行百里而半九十”时表示的赞同和惋惜。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俄罗斯民族性格。克恰诺夫在会后提出，建议我们出版东方所收藏的藏文文献。我们已经了解到，那是200多件同样内容的《无量寿宗要经》，而唯一不同的是抄经人或者供养人，已经在萨维斯基的藏文文献目录中公布。我们感谢克恰诺夫的好意，但是，用我们有限的财力、人力要做的事情，应当是国内外学术界望眼欲穿的最重要的事情。

    回想起1990年到2000年间，我们一群三、四十岁的中青年编辑，年复一年地轮流奔赴俄罗斯拍摄著录敦煌、黑水城文献，每次都去国离家100天左右。青年变成了中年，中年变成了老年；苏联变成了俄罗斯，列宁格勒变成了圣彼得堡，“苏藏敦煌文献”变成了“俄藏敦煌文献”；我们依稀记得东方列车驰出国门时，面对西伯利亚大森林时，心中涌动的“撞沉吉野”（《甲午海战》中邓世昌语）的豪情壮志。20年过去，被誉为“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图书”已经出版了超过100册（其一套书的重量大约达到500公斤！），世界各大图书馆都开设专架庋藏，已然蔚为大观。2004年开始，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撮合和指导下，西北民族大学、西北第二民族学院（今北方民族大学）领导表现了卓越的学术眼光和非凡的勇气，开创了编纂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西域民族古文献的新局面，从此，敦煌西域文献的出版，从单一汉文文种走向了西夏文、藏文和其他胡语文种的新领域，从俄罗斯、法国走向了英国、德国和其他国家，从文献编纂进而走向了文物出版，从小范围的单位合作走向邀集全国各族专家和国际专家的广泛合作。

    2005年至今，我们已经顺利出版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献》7册，即将开始出版《英藏敦煌藏文文献》。不能说扬帆远航已是“乘长风破万里浪”之势，但走过100册的历程，毕竟不是筚路蓝缕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