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启动的标志性活动，是1989年8月以魏同贤社长、钱伯城总编辑为首，有李国章副总编、李伟国主任参加的上海古籍社代表团首次访问列宁格勒，形成了合作编纂、出版的共同意向。1990年10月派遣了李伟国、府宪展和朱天锡三人实验小组进行为期一个月的现场工作。实验性的工作，在学术和运转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在技术上却仅仅换取了一些经验教训。由于感光不足、不匀，并且当时设想以原大比例出版，以致拍摄完成后无法按照重新确定的比例裁切，所以，将近5000张底片在后期制作中几乎全军覆没。主要收获则是拍摄了反映全部收藏概貌的彩色照片，以及考验了工艺设想，哪怕在执行的时候发生了偏差。1991年2月，以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学部主任德列尔、列宁格勒东方分所所长彼得罗相、苏联敦煌学专家孟列夫组成的苏方代表团在上海正式签订了出版协议；而1992年的正式工作小组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拍摄了第一到第五册全部“Дх”编号的照片，完整著录了卡片，进而在当年出版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俄藏敦煌文献》第一册。

    赴俄工作小组的计划是到达的第二天上午就竖立起拍摄支架和灯具，下午就开始拍摄，晚上就冲洗和检查。我们不可能再花费时间去寻找购买胶卷和冲洗药粉。因此，在“北京－乌兰巴托－莫斯科”列车上，和所有的“倒爷”一样，我们的车厢里堆满了几乎半吨的材料；在长达六天的旅途中，一路上特别在西伯利亚以前，倒爷们每到一站就卖出许多鞋子、衣服和化妆品，只有我们车厢的东西不见减少。终于有倒爷忍不住问：“快到莫斯科了，你们怎么还不出货？到莫斯科卖价钱就不行了。”我们都哈哈大笑。

    在苏联解体的年月里，俄罗斯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不确定。我们在全社招募工作小组人员，但是响应者寥寥。1996年小组前往的时候，正在“东方铁路大劫案”以后不久，经历了危险和生死的考验。出发前，我对大家说：“如果遇到抢劫，首先是保存生命，不要反抗，社里和你们家里都等候着你们平安归来；如果是回来时出事，主要要保护好底片，底片的价值超过所有相机和财物。”而到圣彼得堡以后，小组驻地受到了俄国假警察的抢劫，因为有预案准备，平时就将钱财藏在地毯下面，人员和财物都没有很大损失。惊险也成为了我们成长的有兴味的回忆。俄国朋友一脸严肃地说：“一般来讲，苏联三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人是为克格勃工作的，你们的所做的一切都会有人报告。”记得丘古耶夫斯基有一次去日本，被俄国海关没收了全部底片和照片；我们每次完成工作返回时，也都要请东方所开具携带底片的证明，并准备好俄文本合同，随时准备应对。

    从1989年开始，上海古籍社启动抢救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西域文献文物项目，在经历了20年之久，从1992年开始出书，到2008年为止，已经出版了俄国、法国、英国从敦煌、新疆、黑水城等地掠取的文献、文物资料图录83巨册，总共发表图版达58000多幅。如果包括国内各馆藏品的出版物，则总数达到102册，图版约70700幅。可以说，这是建国以来通过摄影方式发表图版最多的古代写本文献出版项目。

    整理出版工作的经验教训

    如果说，敦煌文献能够在上世纪90年代大量出版，需要有风云际会的综合因素；那么，从事敦煌文献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原创性的工作，也需要有综合的条件和准备。要从事此项编辑出版，对其从业者就有多方面的要求。除了可以在出版社范围内选调有专长的编辑参加以外，更重要的是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锻炼。

    1992年，上海古籍社根据敦煌学特点，以原来的影印编辑室为主体，抽调了熟悉佛学、历史学、文献学、文字学，和兼具摄影和影印出版知识的编辑，组建了专业的“敦煌西域编辑室”。由于经常频繁的使用需求，编辑室配备了《大正藏》、《续藏经》、《敦煌宝藏》等大型资料和工具书籍。这样完整的配置在当时国内的科研机构也是很少的。在同国内外的交往中，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料，比如《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文献解题目录》，克恰诺夫和西田龙雄的《俄藏黑水城西夏文文献解题目录》，安德鲁编纂的《斯坦因在亚洲高地新疆甘肃所获文物的解题目录》，英国斯坦因探险照片目录，等等。从筹备开始，就要求大家首先熟悉各种工具书的使用，阅读敦煌学的专著。组织到上海图书馆，邀请顾廷龙馆长指导阅读观摩敦煌经卷，熟悉敦煌文献的书体、墨色、纸质等等相关的要素，很快就取得了初步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