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频频“使用”和不断“神化”鲁迅的过程中，相当长的时期以来，在鲁迅研究领域中，在少数的人群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假、大、空、霸”的作风、学风和文风(以下简称“假霸风”)。这种“假霸风”阻碍着鲁迅研究的正常发展，甚至把鲁迅研究引导到弯路上去。这种“假霸风”的特点是： 
    (1)不赞成认识论的“先有事实，后有概念；有了历史，才有史论”的基本常识。他们不赞成“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不赞成“论从史出”，而是主张“观点统帅材料”，主张“史料要为观点服务”。他们常常“主题先行”，不合乎“主题”的史料，甚至恰恰证明“主题”不能成立的史料，就弃而不用，就千方百计地搞瞒和骗；根据“主题”的需要，他们片面地“使用”史料，甚至“改造”史料，“创造”史料。这样的例子很多，收入本书的好几篇文章中都涉及这方面的事例，在此不赘。 
    (2)重人言，轻史实。学术研究首先要调查研究史实，科学的人言当然应该重视，但不能把道听途说、无从核实的言论，当作“指导思想”。某些人不是在研究史实上下工夫，却常常企图以某种人言，来封住学术讨论中的不同声音，甚至企图以此来吓唬不同意见的人。例如，“鲁茅信”未经鲁迅起草或过目或事先知情，它不是鲁迅的文字，是不应编入《鲁迅全集》的，这几乎已成了学术界的共识，可是有人竟一再宣称这是“上级领导批准”的。事实到底怎样？这到底是尊重领导还是要领导来“担责任”？是谁同意在报刊上作这样的宣传？这样宣传是不是为了吓唬人或为了封住不同声音？用这种办法来推脱自己的责任、压制正确意见，是不是一种霸道行为？ 
    (3)常常企图使用学术以外的力量，来压制论争对方，来封住对方的声音，是“假霸风”的又一特点。最常见的就是“打棍子”、“戴帽子”的手段。例如，有的研究者论证“鲁茅信”不是鲁迅的文字，是不应编入《鲁迅全集》的，这本来是一个学术问题，可是有人竟发表文章称：“那岂不成了敌对势力常常攻击我们的‘共产党造谣’‘欺骗人民’吗？”并威胁说：“难道‘革命’居然可以这样无耻吗？”甚至还说：“有的人就是极不乐意看到有关鲁迅和共产党有亲密关系的史料。”在学术性讨论中理屈词穷后，就企图用这些政治陷害性质的“大帽子”来吓唬和压服论争对方，甚至企图给对方制造政治上的麻烦。这类例子我在文章中已举出不少。“假霸风”还有一种经常使用的手段，就是向领导部门写告状信，向报刊编辑部打电话或写信施压，向报刊编辑部的上级领导控告编辑部的“问题”，以借助非学术的力量打击论争对手，打击发表论争对手文章的报刊编辑部。在我国，每个公民都可以向领导部门和领导写信，但反映情况应该属实，而且学术上的争论，难道也要领导来作行政裁决吗？他们就是这样的善于制造事端。本来是学术争论往往就变成了人事纠纷，变成了幕后的权势之争，而这正是他们的希望。所幸的是现在各级领导已越来越注意作风民主，越来越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一封信可以整倒一个人或一批人”的事已越来越少了，甚至是不可能的了。 
    (4)“假霸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断提出很有用心的耀人眼球却经不起推敲的口号。“保卫鲁迅”就是他们喊得最响的口号之一。这其实是一个给论争对方贴标签、往自己身上拉大旗的口号。论争还没有开始，胜券已在他手中：你是“挑战鲁迅”的，我是“保卫鲁迅”的，你还敢与我争论吗？照他们的说法，鲁迅的光辉是靠他们的“保卫”才得以存在，否则早就被人推倒了。在新版《鲁迅全集》出版后，不少人对书信部分和旧体诗部分意见纷纷时，有人又提出了“以圣徒般的虔诚修订《鲁迅全集》”的说法以标榜自己。但是人们很快就发觉这说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观其实践则又是虚伪的。他们一边弄虚作假，一边却又亮出“求真”的旗号。对于这些口号，我已在文中作了评论，在此就不重复了。 
    (5)“假霸风”还有一个特点，即硬伤性错误多。“假、大、空、霸”的东西，几乎都是在热热闹闹、轰轰烈烈或杀气腾腾的情况下出笼的。而真正的学术研究是需要坐冷板凳的，是要费心费力的。硬伤性错误的造成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不肯坐冷板凳、缺乏学识而出错；二是根据某种“需要”而存心造假。我书中谈到了这两种硬伤，可供读者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