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成本书，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我赞成：学术讨论应该在双方或多方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地进行。即使有人恶意攻击，也就把其攻击公之于众，仍然摆事实、讲道理，心平气和地进行辩论。我是力图这么做的，但不知效果如何。例如，关于“鲁茅信”，我的第一篇文章和第二篇文章，都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尤其是第二篇，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完全是就事论事的。不料陈漱渝、陈福康各发表文章，远离学术讨论的原则，进行政治陷害式的攻击。这样我被迫写出第三篇文章与之辩论，因为不辩不足以明史实，不辩不足以明是非。我又写第四篇文章，完整地展示陈漱渝的一段文字，请大家看一看，它是不是“假霸风”的表现。后两篇文章，我仍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原则。四篇文章编在一起，结构紧密，所讨论的问题步步深入，是有一定的力度的。又如，关于段祺瑞政府是否通缉鲁迅的问题，我的第一篇文章完全是就事论事的，是史料性的，是客观的。不料陈漱渝又撰文表示反对。我的第二篇文章仍不点名，仍摆事实、讲道理，仍是心平气和的，但全部内容乃至各小标题，都是回答陈漱渝的质疑的。我又写第三篇文章，展示一些史料，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假霸风”的源头及其怎样渗透到《鲁迅全集》的注释的。三篇文章编在一起，我感到很完整，论证是一步一步深入的。
    为了写本书中的几篇重头文章，从2006年至目前的2009年，共花了将近四年的宝贵时间。在这四年中，我中断了正在《鲁迅研究月刊》上连载的《晚年周作人》的写作；还有一部字数更多的大稿，本来计划要定稿好几章的，也只好暂停。一些知情的朋友为我惋惜。但我并不后悔。我能编成本书，还是很有意义的，至少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1)我理清了那么多被搞乱了的鲁迅的生平大事；(2)我指出了“假霸风”的客观存在，它是我们鲁迅研究发展中的最大阻力。
    因此，编完本书，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花去四年宝贵的人生时间，值得！
    写成本书，许多人的鼓励和帮助，是我难以忘怀的。我的不少重头文章，是先后发表在《文汇报·学林》专页上的。主编陆灏先生三十年前刚从大学出来，任《文汇读书周报》编辑，我们就开始交往。拙著《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刚出版时，他是来寒舍采访的第一位记者，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友好的联系。他在文汇报社内好几个部都工作过，有一个时期他竟去了经济部，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了联系，但我有什么小书出版，一定送请他指教。正因为他能在各个部门“闯荡江湖”，所以掌握了多方面的知识，了解多方面的情况，他才能胜任《学林》的主编。他很有主见，有独特的编辑思想，如果写些“耳熟能详”的内容，或写些套话空话，肯定遭遇退稿。他喜欢言之有理的创见，不怕冒风险。拙文《唐弢〈琐忆〉真实性质疑》，打听下来，一些专业性的刊物顾虑重重，我寄请陆灏看看，他很快就发表了。有些文章我在写之前先与他联系，他总是关照：要摆事实、讲道理，要客观公正，不要情绪化，不要点名。像“鲁茅信”探讨的长文，像段政府是否通缉过鲁迅的两篇长文，像鲁迅诗稿出版“无假不成书”的长文，像鲁迅故居的陈列应尊重历史原貌的长文，都是遵循他的关照写成，发表后反响很好。他自己也喜欢动笔，已有《东写西读》等著作出版。另一位对我帮助很大的编者，就是刘绪源先生。我们相识已有三十多年，而关系最密切的，也是他在《文汇读书周报》工作时。他写小说、写散文、写文艺评论，是全能作家。他所著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已一版、二版、三版，前些时报上有一篇长文评论，称它是当前儿童文学研究的“准经典”著作。他在周报时，有的文章有几种设想，我常常在电话中向他请教哪种写法较好。近年他任《笔会》主编，本书中有不少篇就是由他发表的。我的文字粗疏，不少编者帮我润色，而绪源兄的修改常常使我感到意外的精彩。《文汇报》还有一位编者对我很有帮助的，那就是郑逸文女士。她也很有独到的编辑思想。本书中有些文章，是发表在她主编的《文艺百家》和《书缘》上的，十分感谢她的宽容和友好。感谢《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编辑部的热情。感谢《档案春秋》接连发表我的几篇长文。《鲁迅照片出版的曲折历程》在该刊发表后，就我个人所见到的，为《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报刊文摘》、《文摘报》、《人民政协报》等七家报刊所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