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得到北京许多编者的帮助。《鲁迅研究月刊》是我长期投稿的地方。本书中的《论〈两地书〉的成书和出版》、《鲁迅著作的题目不应任意改变》、《三味书屋“新说”质疑》等长文，就是在月刊上发表的。月刊还连载拙稿《晚年周作人》，因我忙不过来，没有时间整理已写出初稿的篇什，中断了连载，是很可惜的，但续写工作会很快重新启动，我一定会把此稿写好。《新文学史料》的执行主编郭娟女士的不分门户，不管人事关系网，以文章质量为取舍的标准，公正公平公道，令我十分感动。她很有专业水平，对拙稿提的意见都在点子上，我都心悦诚服地照改。在通信和电话联系中，我还发现她具有厚道、温和的个性。相信她一定能团结广大的作者，把刊物办得越来越好。在李可可、邓晶晶的帮助下，我在《中国图书评论》发表了几篇长文，这本刊物在出版界、读书界有一定影响。每有拙稿发表，我总能听到北京出版界老同行、老朋友的反应。与邓晶晶的电话长谈，常常给我不少启发。每有稿寄给《博览群书》陈品高主编，十天半月后总要通一次电话，他总直率地谈对拙稿的看法，最后总说一句：“再给我们寄稿！”《北京日报》理论版编者李庆英女士的敬业、热情，令我难忘。十分感谢《中华读书报》、《文艺报》、《中国戏剧》等报刊发表拙稿，这些拙稿已都编入本书。
    使我难忘的还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先后发表了我的《鲁迅究竟富裕还是寒酸》、《怎样评论鲁迅研究中的观点分歧》两篇长文，后一篇长文还被列为学报的第一篇论文。这份学报一年四期，每期188页，发表本院师生论文外，还发表全国各地来稿，是一本生气勃勃的学术期刊。在联系中，常务副主编吴锦先生思考全面，观点鲜明，富于学术正义感，使我很受鼓舞。
    我也得到许多专家学者的鼓励和支持。我感受到孙郁先生直接和间接的不少援力和帮助，虽然我们至今没有通过一封信，当然更没有见过面。他作为鲁迅博物馆的馆长，团结全国各地的研究者是很自然的。我发现他对不少研究者也是亲和与友好的。“有容乃大”，短短几年间，大家都把他视为鲁迅研究界的领军人物。巴金逝世不久，上海作家协会等单位举办纪念性的一连串学术报告会，其中有孙郁的《鲁迅与巴金》，听者济济，掌声阵阵，报告后不少人请他签名留念，可见他在上海读者心目中的地位。
    胡乔木同志给我写过一封长信，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我早已公布了这封信。于光远同志给我写过十六封信，多次见面。他还写过一篇关于我的文章，编入他的《朋友和朋友们的书》一书，鼓励我在学业上的进步。学者舒芜先生见到我在《文汇报·学林》上发表的文章，发电子邮件到《文汇报》编辑部，表示赞赏。我马上写信去表示感谢。他又给我寄来亲笔信，表示对我的鼓励，还转告龚育之同志对拙文的赞许之意。曾彦修同志也给我写了长达五页的信，由《文汇报》编辑部转交，表示赞赏我的一系列文章，还希望我继续写下去。袁鹰、姜德明、陈丹晨、吴泰昌、吴福辉等师友也经常互通信息，互赠著作，勉励我不断努力。
    在家乡有两位交往数十年的朋友，就是绍兴鲁迅纪念馆“文革”前的馆长张能耿和“文革”后的馆长裘士雄。2006年我去了一次绍兴，我们相见甚欢，又畅谈了不少鲁迅研究中的事。正是由于那次的绍兴之行，我才写成了《三味书屋“新说”质疑》一文。
    十分感谢陈子善教授的支持和声援。正当有的人以为有了对我下井投石的机会，他却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家属不要干涉学术讨论”的发言。当《文汇报·学林》发表我关于“鲁茅信”的长文时，他第一个打电话给主编，认为此文写得很好，极有说服力。十分感谢王铁仙教授的鼓励。他第一次读到我的长文后，在电话里对我说：“你的烦琐考证文章，我读了，我是认为很好的。看来，鲁迅研究也需要烦琐考证。我对烦琐考证虽然是外行，但我认为很有学术上的意义。”以后他在电话里还几次发表关于“烦琐考证”的高见，以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十分感谢吴中杰教授的赞赏。在我的关于“鲁茅信”的长文发表后不久，在一次上海作家协会的大会上，他在众位朋友面前拉着我说：“你的文章读了，宝刀不老啊！”有幸与他在上海作协度假村休憩几天时，他几次鼓励我把近来文章编成集子，并答应为我写序。可是从度假村回家不久，他去澳大利亚探亲了。远隔重洋，实在不好意思再去麻烦他。十分感谢陈鸣树教授，对我的文章常加好评，特别是关于阿Q的名字怎么读的问题，他完全赞同我的意见，并同意我在文中举他为例。十分感谢上海作协副主席王纪人教授，当面和写信给我很多鼓励，认为我的一些文章在鲁迅研究中有突破性意义。十分感谢杨剑龙教授、邓牛顿教授、潘颂德研究员、赵南荣编审、周国伟研究馆员以及本地和外地的不少朋友，在信函、电话和见面时的神聊中，给我以勇气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