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确实是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当今五十岁以上的人，大概都还记得，我国在不短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在主流意识内有一个强有力的观点：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鲁迅研究当然毫无例外地必须为政治服务。而“为政治服务”，有些人又理解成或规定成是为政治运动服务，是为具体的方针政策服务。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只要有风吹草动，鲁迅都必须冲锋陷阵在前。政治文化领域几场批判运动不必说了，就是农业合作化高潮到人民公社化期间，鲁迅也多么忙碌。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哪一场批判没有鲁迅到场？“文革”结束了，鲁迅仍不能安息。大而至于改革开放，具体的至于计划生育，都要请鲁迅当宣传员。近年，“鲁迅与环境保护”、“鲁迅论城市建设”、“鲁迅关注的‘三农’问题”、“鲁迅的‘血与火’是为了‘建设和谐社会’”等等，又成了某些“鲁迅研究专家”的热门话题。所有这些，美其名为“鲁迅的当代性”，实际上是拿鲁迅当“万金油”使用，什么地方痒就在什么地方抹一下。早在三十多年前，邓小平就指出：“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1977年7月21日讲话)时至今日，对鲁迅何尝不存在“完整的准确的认识”的问题？可是在某些专家的笔下，在某些人头挤挤的热闹的讨论会上，鲁迅难道不仍然在被支离破碎地“使用”吗？鲁迅不是仍然在“为政治服务”的重负下还没有解放出来吗？正是在这样的“使用”之下，某些人除了“研究”之外，还“改编”鲁迅，还“创造”鲁迅，“假鲁迅”也就这样应运而生。由于“当代性”(其实是“当前性”)的需要，牵强附会、捕风捉影、弄虚作假的事，也就仍然在不断发生。 
    为了“使用”鲁迅，也就有了“神化”鲁迅。有些人认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对鲁迅的高度评价，是对鲁迅的“神化”。我并不这样认为。毛泽东称鲁迅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我认为这是一位政治领袖对一位同时代的历史伟人的评价，是全面的、合适的。但我认为应该允许不同评价的出现。新的评价是否科学、是否合乎鲁迅一生的实际，人们自当作出鉴别。我个人认为，至今还没有出现比毛泽东更全面、更合适的深为人们所接受的对鲁迅的评价。在上述频繁“使用”鲁迅的过程中，鲁迅也就成了万能的“超人”，也就逐渐“神化”了鲁迅。到了“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被史无前例地“神化”了，鲁迅也被进一步“神化”。要把鲁迅当作“钟馗”去“捉鬼”，“钟馗”不就是“神”吗？去“捉鬼”不就是当“工具”使用吗？世俗中常有一种误解：以为“神化”是出于对某历史人物太信服、太尊奉、太敬重造成的。其实不然。说到底“神化”即“工具化”。“神化”也是对历史人物的歪曲，也是对历史人物的伤害。有人自我“神化”就是自我“工具化”。然而，“神化”毛泽东的势头终于得到了遏制。“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对“神化”毛泽东的重大突破。在封建专制流毒还相当严重的中国，这场讨论的历史意义，是怎么估价都不会过高的。但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历史每前进一步，旧势力、旧思想总会以种种方式通过种种渠道“回潮”。“神化鲁迅”就依然存在。被“神化”了的“假鲁迅”，依然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不断地出现。 
    在“文革”期间和“文革”结束后很长的时期内，是不许谈论“神化”鲁迅的事的，评论鲁迅有一套一套的套话，随便议论鲁迅也就成了有政治风险的事。这里且举一个例子。鲁迅的亲密战友茅盾，1975年春鲁迅博物馆请他参加座谈会，几天后送来他的发言记录，要他过目定稿。不过七八千字，他“认认真真地修改了三天”，还定不下来。儿子韦韬觉得奇怪，茅盾却对他说：“这篇谈话稿虽说由鲁迅博物馆保存，但肯定会流传开去。所以我既要努力忠于历史，又要使他们能够接受，非常难办，很费斟酌。”(见韦韬等《父亲茅盾的晚年》，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从中可见，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环境和氛围！茅盾为坚持“忠于历史”的原则真费尽心力，有些意志薄弱者就只好去写弄虚作假的回忆录。然而，到了“文革”结束后，茅盾还是因说真话而惹祸。1979年10月，茅盾在答记者访问时，说了句“不要神化鲁迅”，竟遭到围攻式的批判，以后不断挨批达三十年之久。2001年有人写了《挑战经典——新时期关于鲁迅的几次论争》，茅盾被列为“挑战经典”的第二号人物。2002年5月，有人编了一大部书《谁挑战鲁迅》，茅盾又成了“挑战鲁迅”的第二名。2006年8月，有人编辑出版《颠覆与传承》一书，茅盾因这一句话，又成了“颠覆鲁迅”的重要人员。茅盾说了句合乎史实的真话竟闯了大祸，那必然会引来不少的假话和“假鲁迅”。“假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