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民将以上意见整理成文，以公函的形式发文给中华书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此时已经是腊月十五，年关逼近，大街小巷已经有炮仗声零星响起了。编辑们散去后的办公室虽然不再烟雾弥漫，可是开着的窗户又传进来鞭炮响过之后的火药味道。 

三 
　　围绕着《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占份额多少以及这套书的领军地位，李俊民铢两必较。表面上看来，只不过是一套丛书的分工问题，实际上，李俊民以出版家的深邃眼光已经察觉到，这套书实际上关系到该社的出版定位和长远发展，“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出师表》） 

　　要想深入体会李俊民当时的心情，还得看一下时代背景这个大屏幕。1977年12月，全国上下都弥漫着学术复苏的空气，作为文化产业的出版业得风气之先，亟思有所振作。于是，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即将成立的上海古籍出版社这三家出版机构，本着全国一盘棋的精神，“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浪费，更好地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整理出版我国古代文化遗产，繁荣学术文化，适应当前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开了这次旨在古籍整理出版领域分茅胙土的北京会议。 

　　会议上确定了三家在古籍整理出版上的分工和规划情况。“根据过去三家的大致分工范围，上海古籍出版社侧重于出版古典文学方面的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出版古典文学的选注本为主。中华书局在文、史、哲三方面都有侧重。在文学方面，今后除列入国家重点规划的几套丛书，应统筹规划、全面安排、明确分工以外，可以按照大集中、小自由的原则，发挥各自的积极性。” 

　　具体分工如下：“历史和哲学方面的古籍，按照过去分工，以中华书局为主。”“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上马的一些历史古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会要》等，仍归上海继续出版。今后这类历史古籍，上海同意原则上不再继续出版。”“哲学方面的古籍，兵家和名家的仍归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余的统由中华书局负责出版。”中国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古籍中，经部、子部属于哲学，子部依照汉朝班固的说法，诸子之中，可观者九家而已。名家列名其中，而兵家尚在九流之外。由此可见，按照这个协议的规定，中华书局凭着老大哥的地位占有整理四部古籍的优势，只有集部的一部分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范围。 

　　对此，李俊民提出了不同意见。关于历史和哲学这两个大门类，上海古籍出版社没有坚持，只是说：“根据过去的历史和目前的现实，大体讲明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文学为主，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古典文学选注本为主，中华书局以史、哲为主”，“《协议纪要》内‘中华书局在文、史、哲三方面都有侧重’一句，似有语病，建议做些修改”。这个意见措辞委婉，一方面体现了大局为重，另一方面自然也是考虑到自身编辑能力在史、哲方面的欠缺，但是，李俊民鲜明表达了希望中华书局退出古典文学出版领域，把份额全部让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意愿。 

　　以上意见传达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在李俊民的斡旋下，1978年春节刚刚过后不久，三家找了个时间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经过协商调整了原来各自的出版战略，基本上同意了李俊民提出的几点要求。并且，为了加强协作，三家还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关系，随时交换有关的选题计划，互通情报，有问题及时协商，每半年会商一次，取得了良好效果。 

　　博弈的最高境界是“和”，“和”是妥协、平衡与共生。深谙此道的李俊民，把一盘棋做活了！他的棋枰角力，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留下了最宝贵的一笔财富。这套丛书经营30年后，成为该社“出版时间最长、学术含量最高、最能体现上海古籍出版社精品图书特色的一套大型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走过30年》，《中华读书报》2009年8月19日） 

四 
　　30年过去了，人民文学、中华和上海古籍这三朵金花各开一枝。人民文学出版社30年来硕果累累。按照当初会议分工的精神，该社面向大众普及，侧重选本，出版有影响很大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喜欢古典文学的读者无不家有其书。中华书局在1985年完成了自己分得的五十余种之后，接受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建议，将选题重点侧重在史、哲领域，在古典文学领域中则有意避让，之后整整十五年，《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在选题上少有增补。另立门户后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为了和中华书局相区别，把这套丛书更名作《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在五十余种的基础上，日积月累，终于在2009年一口气新增七种，凑成了百种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