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7年12月30日，上海火车站一列到站的京沪列车上，下来两个人。冬季的上海，气温和煦，他们脱下在北京穿的防寒棉衣，稍微松了口气，但是脸上凝重的表情却丝毫没有缓和下来。他俩在当时的上海出版界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一位是73岁的李俊民，即将担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一任社长，一位是55岁的宋原放，时任上海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出了站，宋原放把一个黑色人造革挎包从肩膀上摘下来，递给了李俊民。两人略事寒暄，即告别回家。 

　　挎包一点儿也不重，里面只有几份文件和换洗的衣服。可是李俊民紧紧抓包的姿势，竟然引起了车站几个小偷的注意，他们偷偷尾随其后，但是不久，他们都绝望地停止了脚步，因为包被抓得太紧了，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李俊民对这一切浑然不觉，对他来说，里面的文件比什么都宝贵。 

　　北京开会的最后一天12月26日，那是个不同寻常的日子。经过几天的讨论，终于在这一天由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出面，正式宣布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独立。俗话说：“树大分杈，子大分家。”这一方面是李俊民等人争取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是当时的形势使然。自立门户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从此既不再是中华书局的上海编辑所，也不再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古籍编辑室。会前就已知晓会议主题的李俊民，当时感受更多的不是惊喜而是责任。在离开上海之前，他就邀上了出版经验丰富的宋原放随行。不得不承认，宋原放的折冲樽俎，确实帮了李俊民很大的忙。 

　　31日是星期六，那时还不是双休日，清晨一大早，李俊民就赶到办公室，召集了几个老编辑，一同来验收他从北京“分家大会”上分来的财产。 

　　薄薄几页纸的文件刚从那个瘪瘪的黑色挎包里取出，大家就争先恐后想接过来一睹为快。最后，文件只好放在桌子上，大家围上来共同观看。几双眼睛牢牢盯在文件上，而上面的内容竟然是——一份书单。 

二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是1956年11月成立的古典文学出版社，不过只存在了一年多，1958年6月即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负责中华书局在上海联络作者、组稿编辑的工作。当年中华书局著名的二十四史标点本，其中有五史是在上海编辑所完成的。此外，上编所还独立完成了一些项目，主要侧重于古典文学方面。在建社之前，还一度作为上海人民出版社古籍室存在了一段时间。 

　　1978年1月，回到北京后的李俊民向全体职工传达了北京会议的精神，上海古籍出版社就算成立了。没有鞭炮和鲜花，没有庆典和宴会，也没有专门的揭牌仪式——订制的牌子还在加工厂，一个月后才能取出。出版社成立伊始的日子里，李俊民是在办公室和几个老编辑对那份书单的讨论中度过的。 

　　书单的名字是——“‘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选题计划”。按照会议确定下来的选题思路，这套丛书以著名作家、作品的别集为主，一般是经过整理的旧注本，供古典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以及一般干部阅读。选题暂定130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三家共同负责出版。初步商定，中华书局承担51种，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担53种，人民文学出版社承担22种，其余待相互协商确定。1980年以前三家共完成80种（包括修订重版），五年内全部完成。这130种书，只有少数是以前出过的。 

　　李俊民和同事仔细研究了这份书单，大家争相表达意见，献计献策，一直讨论到办公室里的光线逐渐昏暗下去——不是因为太阳落山了，而是吸烟吸得太多了。只好打开窗户，让烟雾散去，才能继续下去。 

　　继之以漫长讨论的是连续三个星期的紧张工作，大家逐一清点整理了原中华书局上编所的存稿，重新制订了选题计划。终于在1978年1月23日，形成了以下意见： 

　　一、选目要增删。原选目计划中的司马相如集、王粲集、陆云集、徐陵集等，或原无专集，或分量太少，或文学成就较差，建议删去。《太平广记》、《元曲选》等，因分量太多，不宜列入丛书，也建议删去。新增建安七子集、二晏（殊、几道）集、纳兰性德集等20种。最终把目录调整为120种。 

　　二、重新协商分工。因为有些分给中华书局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书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在整理中，要求进行调整。一共有25种书，其中三曹集、陶潜集、苏轼集（王水照新注）可以转归中华，杜甫集的“杜诗仇注已经标点完毕，因中华要出而作罢”。（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报送有关古籍整理分工和规划问题的协议纪要的意见》及附件，以下不标出处的引文均出此） 

　　三、希望这套丛书主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负责。理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出版文学古籍为主，自粉碎‘四人帮’后，为出版这套丛书，征求选目意见与约稿，已做了一定的工作，在社会上较有影响。”只有确定了这个大方向，“然后再讲我们三家各自承担的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