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开展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活动，经过读者、出版社和专家学者等多轮精心遴选、反复论证，从新中国六十余年间出版的2.5万余种古籍整理图书中精选出优秀古籍整理图书91种。这次推荐活动，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展示出一批经过历史检验的典范之作，为今后的古籍整理出版树立了一个标杆。
　　分析91种优秀古籍整理图书成功的原因，可以清晰地看到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特点，并给今后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带来启示。首先，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是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要保障，也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8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开始制订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之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进入长足发展的新阶段。一大批承载着中华民族丰厚历史和文化内涵的文献典籍的整理被列入了规划，得到了高质量的整理出版。如这次列入推荐书目的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甲骨文合集》、《中华大藏经》、《永乐大典》、《续修四库全书》、《中国古籍总目》、《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等，都是古籍整理的重大工程和基础性工程，也都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重大项目，代表了目前我国古籍整理出版的最高水平，反映了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图书的出版，也多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和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基金等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资助。没有这些资金的资助，出版社是不可能长时间地编辑出版这么多高质量的古籍整理著作的。
　　其次，一大批专家学者长期的倾力参与和无私奉献，是做好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基础，也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原因。91种优秀古籍整理图书的整理者多是我国古籍整理和文史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在整理者名单中，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文史研究领域一批最有成就的专家名字，如顾颉刚、顾廷龙、唐长孺、邓广铭、郭绍虞、唐圭璋、隋树森、王季思、钱仲联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整理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几乎汇聚了全国断代史研究的一流专家学者，整理出版时间历时二十年；这次入选推荐书目中含子目最多的一套丛书《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更是集结了近百位古典文学专家、史学家和古籍整理专家，编辑出版时间持续半个多世纪。这些专家学者本着对祖国文化的高度热爱，本着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的要求从事古籍整理。这些古籍整理著作都包含了他们的治学成果，有的凝聚了他们毕生的心血，可以说代表了一个时期研究的最高水平，堪称古籍整理的典范，也因此获得了学术界和读者的好评。没有这些专家学者的参与和奉献，古籍整理出版就成了“无米之炊”。
　　再次，专业古籍出版社及其编辑的敬业、坚守和奉献，同样是做好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基础，也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取得辉煌成就的又一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确定中华书局等出版社为专业古籍出版社。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又成立了多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随着新时期党提出建设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要求，有更多的出版社加入了古籍整理出版的行列。91种优秀古籍整理图书中有许多出自专业古籍出版社，其中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入选的推荐图书有59种，几占推荐书目的三分之二。长期以来，专业古籍出版社及其编辑同样本着对祖国文化的高度热爱，秉持职业道德，坚守古籍整理出版专业。他们与学界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以自己专业的学识和认真负责的编辑工作得到学者的认可和尊重，因此能组约到一流学者从事古籍整理，从而产生出这些传世之作。再以《中国古典文学丛书》为例，半个多世纪以来，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几乎没有中断过。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在审稿过程中，本着敬业和奉献的精神，凭借自己专业的学识，对来稿进行大量补证，甚至做了大量计在整理者名下的校注工作，得到了作者的高度肯定。可以说，这些优秀古籍整理图书都体现出整理者和编辑的才识，倾注着整理者和编辑的心血。这也充分说明了专业古籍出版社及其编辑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重要力量。没有这些出版社及其编辑的敬业和奉献，古籍整理出版就无法“生米做成熟饭”。
　　上海古籍出版社这次有幸入选的推荐图书有25种（其中3种与兄弟出版社合作出版），出版的时间跨度长达五十余年，几与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的时间相等。这些推荐图书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几代出版人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坚持古籍出版的专业方向，与专家学者紧密合作、辛勤耕耘的结果。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上海古籍出版社形成了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古籍整理出版工程、重点关注重大性学术研究选题和基础性典籍选题、努力引领和参与学术潮流、高度重视出版物的学术质量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