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人头上有朵花，明朝夜里要结婚。”城市的童谣绵延流传，串起了上海丰富多彩而又不断发展前行的婚俗。本书讲述的是上海这座城市从建国初期，一直到今天的婚恋、家庭、情感，以及婚姻观念的变化。
    
    “敲定”终身
    
    从相识到相知，未婚男女们的恋爱逐渐成熟，或者说是从初级阶段走到了高级阶段。这时，他们面临婚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节点——两人之间的关系确定：是继续走下去，登记领证，走上红地毯；还是就此分手，各自再开始新一轮的配偶“找啊找”。
    
    对这一幅画面，上海人有个十分生动传神的词儿，把它称为“敲定”。这“敲定”的本意，指的是男女确定他们的恋爱关系或是夫妻关系。但“敲定”往往是口头的，不是文书的约定。
    
    此外，“敲定”也可用来表示找朋友、搞对象，这般用时，“敲定”就成了个名词。在它前面加个“谈”字，叫谈“敲定”。它用作名词，还可以成为男朋友、女朋友、未婚妻、未婚夫的代名词。若听见有人喊，“阿六头，侬个‘敲定’来了”。那就是说，阿六头的女朋友或是未婚妻来了。
    
    “敲定”不是现今的发明，研究上海闲话的有识之士说，这起源于拍卖行。大家知道，拍卖离不开槌，一槌敲下去就定局，那就是敲定。要是反悔，就要敲掉定金。
    
    从20世纪60年代起，上海人就将这经济术语借用于男女恋爱。到了80年代，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所借用的经济术语就更多了。譬如，把优秀的男朋友、女朋友、未婚妻、未婚夫喻为“绩优股”，反之是“垃圾股”，一时没显现庐山真面目的是“潜力股”……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于恋爱中的人，“敲定”是早晚的事情。不管你是“敲定”恋爱关系还是夫妻关系，到了最后真正要拍板敲定时刻，接踵而来要考虑的问题是：两人为什么要舍弃一个临时的互助组，转而建立一个长久的共同体。
    
    很显然，当一加一大于一，这个“一”和那个“一”才会敲定。可以说，这是夫妻这一经济共同体组建的基本原则。
    
    现在不少年轻人试婚同居，进行磨合试运转，其中要磨合的一项内容，就是测定婚姻的收益：看合力的大小，责任的履行多少，景气指数的好坏。
    
    宛如拍卖行里的敲定那样，牵动你手中槌子敲下去的，是你心里的价格底线。同样，男女间的“敲定”也是有标准的。纵有千头万绪，归根结底也就是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讲门当户对，总的原则就是相配。另一方面，就是要讲究经济效益。 

    从“汤司令”到“吃爷娘”
    
    从“汤司令”到“吃爷娘”，这6个字，基本上能勾勒出两个不同世纪、不同年代的部分年轻人在敲定终身大事之后，进行结婚筹备期间所展现的一幅生活画像。
    
    “汤司令”——这一称谓流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80年代的上海。在上海说起汤司令，基本有两个指向：一个是指原国民党淞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他的公馆就在今天的多伦路。另一个汤司令则不是军人是百姓，不是单数是复数。他们绝大部分是筹备结婚的小青年，主要是男青年。因为天天在单位的食堂里吃汤而吃成了司令。
    
    这些“汤司令”吃汤不是为了餐前开胃，汤是他们下饭的大菜。吃饭不买菜，只花一分钱，或者是免费的汤。这些长期喝汤、经常喝汤的“汤司令”，他们从牙缝里挤钱，向肚子要效益。为结婚所需的资金而进行聚沙成塔、添砖加瓦的工作。
    
    “吃爷娘”——这一现象是出现于21世纪。
    
    对于这些“吃爷娘”的子女，在老早的上海也是有个讲法的，叫做“吃老饭店”。他们不是喜爱去吃城隍庙里的上海老饭店，而是在自己有工作、能赚钞票之后，甚至是在成家自立门户之后，还是要白吃爷娘，把父母家当做自己永远的老饭店。
    
    这已经不是什么揩点油，占点便宜了。“吃爷娘”一族的观点是：我的是我的，你们的也是我的。靠在父母身上，要把爷娘吃到老。如今换个词更显生动传神，把这种人称为“啃老族”。
    
    现在的家庭多为独生子女，这些老的也的确是经啃耐啃。反正只有一个孩子，不被他(她)啃还给谁啃。也有上海人讲的“贱骨头”，侬不啃他，他还不开心。但是，做爷娘的也是十个手指不一般齐，家境好的就不说了，苦的是那些经济条件差的。孩子一啃，老的就变成“汤司令”了。
    
    为什么这些小青年，一到准备结婚了，就会走上吃汤和吃爷娘的路?
    
    有人会说，没办法。因为仅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去单打独斗，要筑起爱的小巢是有不少困难的。
    
    此话不假。在六七十年代，筹备结婚的青年，年纪轻点的，工资每月才36块。虽然“36元万岁”的口号叫得震天价响，但要办终身大事，喊这口号就显得有些底气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