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货物即将倒闭的企业
    
    拍卖物的第三类是即将倒闭的企业。1934年，中国著名的近代棉纺织企业申新七厂因向汇丰银行借款到期，向国民政府求援无效，只得向汇丰银行申请转期。对此，汇丰竟置之不理，且不经过中国法律手续，强行将申新七厂“估作低价”拍卖，结果被日商竞得。这一事件，引起了沪上各界爱国人士的愤慨，申新各厂职员更是联合行动起来，反对拍卖。慑于各界的强烈抗议，汇丰只得“解除拍卖”，同意与申新七厂签转期合同。1920年，永兴洋行买办吴伟臣为满足永兴扩展蛋品出口、开拓蛋品货源业务的需要，怂恿河南永大蛋厂汪述卿与永兴洋行签订期货合约。汪考虑到数量太大，顾虑订约后蛋价会有变动，且收购货款也非轻易能够凑齐，踌躇再三不肯签约。吴竭力促成，并答应钱款不够可以全数垫借。在吴的撺掇下，汪最后同意了这笔交易。但当汪向产蛋区大批收购货物时，蛋价不断上涨，远远超过了所订的价格。若按约交货，永大将亏损二三万两银子，故要求通融。然而吴伟臣食言而肥，声称国外催货甚急，再三逼汪履行约定。此时汪已无力如约交货，最后只能把永大交上海法商三法洋行拍卖，抵偿吴伟臣所垫全部借款本息和由于违约应付给永兴的全部损失。
    
    与申新七厂、永大蛋厂相比，大中华纱厂的命运要幸运得多。大中华纱厂于1916年由聂云台发起创办，占地147亩，厂房建筑和机器设备都比较完善，可纺32支以上的细支纱，还有一套自备发电设备，曾被同行赞誉为“模范工厂”。刚开工之时，大中华纱厂的经营颇有活力。不料下半年情况急转直下，原棉价格剧升，造成棉纱大量积压；加上当时英镑汇价回升，而聂云台向洋行订购机器的款项大部分还未结汇，由此他又亏蚀了一笔巨款，只能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维持工厂开工。到1924年，大中华纱厂的债务已高达176万两白银，加上利息，总数达190万两。由于债台高筑，聂云台再也无处借到款项了。于是，债权人接管工厂，并登报限价，194万两白银拍卖该厂。
    
    大中华纱厂要被拍卖的消息传出后，沪上的很多实业家跃跃欲试，力图购得该厂产权。经过一番竞争，后来发展成为全国第二大私营棉纺织企业的永安纺织公司最终以159万两白银的价格收购了大中华纱厂。
    
    非常奇特的拍卖  拍卖白俄妇女

    除了上述三类正常的拍卖外，民国时期还出现了一种非常奇特的拍卖：妇女拍卖。不过，这样的拍卖，实在是走入了拍卖的死胡同。
    
    民国时期，流寓在上海的白俄甚多。由于他们奔赴异国他乡，并无合理的动机，其中的一些人就被送进了收容所。然而收容所毕竟不是慈善机构，它供养不起太多的被收容者，于是在静安寺的一家收容所里，出现了拍卖俄罗斯妇女的事。拍卖者规定，每名白俄妇女，不论高矮、胖瘦、妍媸，均为30元。凡有意求购者，只要付足钱款，即可隔着大布幔任选一人带走。至于求购者将所买的白俄妇女立为正妻还是纳为侧室，拍卖者概不过问。 

拍卖动因  生存、发展、发横财
    民国时期的各类拍卖活动，不仅拍卖的对象各不相同，且卖主提供货物出卖的原因也互有差异。其中最主要是货主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
    
    溥仪退位以后，民国政府参照宣统三年内务府预算，规定每年拨出400万两白银，作为逊清皇室的经费。这笔费用，虽比清帝退位前749万两的皇室经费预算大为缩减，但是对于民国政府而言却是一个沉重负担。故而除民国元年外，民国政府每年都不能按数拨交。1916年，逊清皇室实际只领到了153万两。民国政府欠拨逊清皇室的经费愈来愈多，使皇帝的日常生活日益难以为继。租房卖地、压缩机构、精简人员以节约开支都无济于事，溥仪就以拍卖宫藏文物来苟延残喘。
    
    与维持生命延续的基本欲求不同，有的拍卖活动是为发展社会事业而举办，其动机要高尚得多。林森在临终之时，特地对其所藏文物作出过安排。他在遗嘱中说：“余身后，将手置庐山、北平、南温泉及南京房屋，暨存款、衣服、字画、古玩变价，作为创办若干职业学校基金……”他的家属就林森所收藏文物进行的拍卖，即是按林森的临终嘱托办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四行二局”曾设立了一个名为“代理出售政府物资资产委员会”，专门对大宗物品和战争遗留物资进行拍卖。这类拍卖的动因，与上述两种拍卖的原因显然有很大差别。当时，不少拍卖行，特别是上海的拍卖企业，在对日伪敌产、美国剩余物资所进行的拍卖活动中大发横财，狠狠地赚了一笔。
    
    民国时期，人们对拍卖业大多抱贬抑的态度。在《上海竹枝词》中，这类描写并不少见：“订期叫货也称行，又唤两人拍卖行。存积太多思脱尽，能开此法变钱忙。”“市井争开拍卖风，宜今宜古各流通。好将垄断翻新样，不在区区划一中。”这些对上海市井的真实记录，反映了人们对拍卖业的不满乃至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