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西方国家在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在第三章“政治自由和技术社会”中，阿隆对处于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的西方国家的人们，其政治自由如何受到企业管理制度、大众媒体和政党政治的操控和侵害，都做了非常精辟的分析。其中，最有看头的是阿隆对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批评。在阿隆看来，要实现自由的各种要求，首先要慎重地设计民主的程序，既要避免出现“大多数人的民主暴政”（如“民主主义的教条主义”，它强调福利国家和工会权力，对收入征收累进税），也要防止哈耶克倡导的企业家自由创新精神可能导致的“贫富分化”。不过，阿隆去世得早，没有见识到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华尔街金融企业家们是如何“发扬”创新精神、通过向全球兜售各种金融衍生品，导致祸害无穷的“次贷危机”，而最后又大多“乘着金色的降落伞安然离去”，把各种债务转嫁给他人和其他国家。

　　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是与哈耶克的自由主义分不开的。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风靡欧美的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就是以哈耶克的思想为基础的。它的长处是强调个人、特别是企业家和商人的创新精神，给英美经济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为欧美集团最后战胜政治僵化和经济停滞的前苏联奠定了基础。不过，任何事情都有两面，其短处也正如阿隆所说的，它最终可能会导向“少数人享受自由、大多数人服从”的局面。这次金融危机就是肇始于少数精英的“金融创新”。不过，美国的民主体制也要为此负部分责任。也许是一时被战胜前苏联的情绪冲昏了头脑，美国的政治精英们真的以为自己的自由模式有能力解决“贫困”问题。有报道说，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国会甚至敦促华尔街向没有按揭能力的家庭提供信贷。因而，美国国会和政府不仅放弃了对华尔街的监管，而且更是此次“次贷危机”的同谋者。

　　

　　屈指算来，阿隆故去已经近二十年了。世事变迁已非阿隆所能预料。阿隆主要是生活在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里，而在他之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工业社会迅速全球化。可以说，“自由”概念又增加了新的内涵。在全球化的分工布局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占据了价值链的高端，而欠发达和不发达国家则依次处于价值链的中端或低端。可以说，任何一国要实现政治自由或经济自由，不仅要依赖于自身的努力，而且日益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影响。就拿中美两国来说，在今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这两个意识形态差异很大的国家竟达成了“恐怖的平衡”。一方面，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竟然变成了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最大债主，美国要摆脱此次金融危机，必然有求于中国，这自然可以想见；但是，另一方面，这笔巨大的财富主要是中国人靠辛勤劳动生产出的中、低端产品获得的，其中有很大部分是发达国家外包给中国生产的，中国在技术、专利和出口市场上仍然有求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大的危险就是美国采取“以邻为壑”的对外政策，从“自由”角度来说，就是美国把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上升到国际政治的层面，造成“少数国家人民自由、多数国家人民服从”的国际政治态势。而且，前不久，美国就已经“小试牛刀”了。3月18日，美联储突然决定要印上万亿美元钞票，来购买国债和抵押贷款相关债券，接着美国财政部又启动万亿美元的“有毒资产”收购计划，导致国际市场上美元贬值预期升温。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美国少数精英们试图转嫁经济危机的伎俩。而受害最大的就是握有两万多亿美国外债的中国。

　　当然，解救之道也是有的。这就是要把自由和民主上升到全球的层面，探讨如何在主权国家之间通过利益博弈和互惠，达成良好的全球治理，即“全球良政”。在这一方面，周小川先生的《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实在是一帖良药。不过，仅此一举措，尚难除“沉疴”。哈耶克说过，“自由制度会自发地朝着奴役的方向演进”（第9页），因而，要在国际政治中避免出现“少数国家人民自由、多数国家人民服从”的态势，还要在全球的民主治理中，容许“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潮流，存在着实际上对立的并且与自由的继续存在相容的各种政治选择”（第9页）。一言以蔽之，国际政治必须以多元化选择为基础，避免单极主义或任由少数国家来操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