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至今都保存有无数这样的无比丰富、无比珍贵的摄影史。比如各种各样的档案材料，其中所负载的影像就是历史最直接的“见证”。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张勇进等译）有哈维尔档案中的照片，我认为甚至可以视作肖像摄影史上最杰出的作品。这是两组拍摄于不同时间、地点的大头照，但是其功能是相同的：犯人入狱时由警方拍摄以建立档案。这个犯人叫瓦茨拉夫·哈维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捷克最重要的戏剧家，“七七宪章运动”的代表人物，1979年被判刑入狱。上面一组照片摄于1979年，布拉格监狱；下面一组摄于1980年，俄斯特拉发附近的赫尔马尼策监狱。他于1983年获释，之后又多次入狱。1990年至2003年，哈维尔先后任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捷克共和国总统。这个人的一生是二十世纪欧洲政治的一部传奇戏剧，是人类良知战胜政治邪恶的象征。

　　照片上的这个人没有一丝的惊恐、颓唐或傲慢，而是凝重、坚定，甚至带有一种哈维尔式的悲悯微笑，或许在所有犯人档案照片中这是最出色的、最珍贵的摄影图像，可惜的是摄影者无法领受创作的荣誉。哈维尔在狱中写给妻子的信中说：“只有监狱环境才能成为人类普遍境遇的隐喻。”德国杰出的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在他的《狱中书简》中也写道：“对于从思想上和行为上探索世界的人而言，个人苦难是一把比幸运更有效的钥匙。”哈维尔的这两组入狱照片是对这些话语的最好图解。未来的摄影史无论如何不应遗漏这一组照片。

　　在中国，与法律、刑罚等相关的最早摄影影像无疑出自西方人之手。在何伯英的《旧日影像：西方早期摄影与明信片上的中国》（张关林译，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9月）提到，真实的砍头场面到了1890年代才被允许拍摄。在此之前，威廉·桑德斯雇用中国人在镜头前摆拍犯人戴枷和砍头示众等影像，以满足西方市场的需求。为什么“中国刑罚”会成为西方人想象中国的最俏门题材？作者指出“中国人残酷”这个主题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时代，与“黄祸论”、 “治外法权”论都有根深蒂固的关系。这也是摄影政治史不可缺少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