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写作对我来说，更多是精神投资，我对写作中国的真实故事充满热情。目前我主要做两件事：第一，介绍真实的中国；第二，在美国主持一档叫《走进真实》的节目，致力于探讨哲学、科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的问题。如果我是为了政治投资才来写书的话，我只需要付出目前10%不到的精力就行，而且可以取得更大成功。我这些年来坚持不懈地做这些事，不是为了政治投资，我真的非常热爱中国，而且我对介绍真实的中国充满热情。 

　　早报：在中国，大家都喜欢称您为“斯诺”，可是您一直拒绝这个称号。 

　　库恩：当年有人问朱镕基总理，“您是否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朱镕基总理的回答是‘我是中国的朱镕基’。”同样一个标签具有不同的含义，比如这个“斯诺”是什么意义上的？如果是指最早来到红色中国，并介绍中国革命的“斯诺”，那么我和他之间有一定的相比性。我知道在中国，被称作“斯诺”是一种称赞，但我对这个称呼还是感觉不那么舒服。有一次，一位西方批评家就我的《江泽民传》写了一个书评，对我严厉指责，认为中国政府选择了我、控制我写这本书。这种指责完全是不真实的，我写了封信反击他。对于他来说，把我和斯诺相比较是最为严重的指责。在西方人看来，斯诺的客观性、公正性受到他个人意识形态的影响。不过不知道为什么，这位批评家用“斯诺”批评我的时候，我当时并没有觉得很不舒服。当我在中国被称赞为“新斯诺”时，反而有些不舒服。 

　　早报：那您这些年坚持不懈地介绍中国，是否会担心自己被中国的思维、文化、传统同化？ 

　　库恩：要了解一种异域文明，您会不自觉地要适应它。对我来说，我的优势是每次我来中国都只是待两个星期，所以我能够在体会中国文化同时，保持思维的独立。但我比较担心的是，随着我对中国了解的深入，我害怕对中国每天发生的事情丧失新鲜感。这也促使我随时警醒自己。 

　　我想向西方展示的中国，不仅是问题重重的中国，还是有很多成就的中国。

　　早报：许多知识分子认为您的书主要关注中国政府的高层官员，认为您对中国社会的底层和社会矛盾一无所知，您怎么看这种批评？ 

　　库恩：这些批评只能表明他们还不太了解我和我的工作。在我看来，在书中我并没有忽视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底层百姓的生存状况，但我更主要的工作是选择不同的角度讲述真实中国的故事。 

　　2005年-2006年期间，我对中国进行了广泛的调研，走访了中国20多个省、40多个城市。我在各个地区进行公开演讲，和学生、工人、士兵、下岗工人等群体都有很深入的交流。此外，1997年-2000年，我和中央电视台一起制作了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探索中国》，其间我和很多普通中国人有过深入交流，这部纪录片反映了下岗工人、残障人士、进城务工妇女、家庭教会人士等普通百姓的生活，我相信我对普通中国人有很深入的了解。在我思考如何向世界讲述真实中国的时候，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讲述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写《中国30年》，我并不打算写成1000多页那么厚，而是在四五百页里尽量真实地讲述中国。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是在创作一本全面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书，这只是一本关于人的故事的书。 

　　我没有忽略中国的问题，比如收入不平等、环保、人权、法制等，但在暴露中国发展中的问题方面，西方媒体已经做得够多了。所以，我想向西方展示的中国，不仅是问题重重的中国，还有有很多成就的中国。 

　　早报：我发现您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些政治主张非常熟悉，比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三贴近”等，作为中国人我对此感到非常惊讶。 

　　库恩：我对中国领导人政治主张的了解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最初，我对此充满好奇，这些主张为我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特殊角度，能帮助我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可以给你举几个例子。我在撰写《江泽民传》的时候，认识了冷溶先生，他是“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专家，通过他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阐述，我被这些理论深深迷住了。对于很多人来说，“三个代表”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没有实质内容。通过冷溶的阐述，我发现它每一条都有深厚的意义。 

　　2005年-2006年我在中国调研时，有一次我和一位副省长见面，这次见面非常糟糕，他的每一个回答都非常简短，好像是被迫和我见面一样。在我们没话说的时候，我就问他：“我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请教您是如何运用科学发展观的？”就这么简单一句话，这位副省长突然精神焕发，变得非常友好。我这时也明白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影响力。这些官员对“科学发展观”是非常严肃对待的，我也应该严肃看待这个事情。我发现，有很多省市真的在运用“科学发展观”，比如他们不再唯GDP是从了，而更注重能耗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