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余姚生活的五年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回忆。夏日，听得父亲启牖，就得赶快撩开蚊帐下床练字。表哥朱锦心（二姑母之子，父亲视若己子）练颜，我学柳。父亲一再灌输的书法理论是“胸中不正，则眸眊；眸眊，则手抖笔颤。”后来读书多了，方知前一句是孟老夫子的古训，后一句大概是父亲的发挥。除了写字，就是小和尚念经式的背诵。今天还能记得的有《二十四孝》《增广昔时贤文》《曾文正公家书》等。夜晚，在天井乘凉，父亲教我们识星的同时，读出“遥看牛郎织女星”等诗句，我们便摇头晃脑跟着吟诵。后门传来叫卖杨梅的声音，女眷们赶去买回大嚼，直到她们的嘴唇在微弱的油灯光下（当年余姚县城晚八时鸣笛断电）变成一张张“血盆大口”。我的描绘，还有我写到外婆走路步态像家里养着的大鹅，父亲听到或见了，会隐隐一笑；在他，这已是种难得的奖励表示了。我这一生没有受过父亲的表扬，除了一次，那时已回上海续读小学，某年考试成绩优秀，他专程到书店买来一册商务版的《辞源》（改编本），在扉页上用工整的小楷写下：“爲榖兒在上海南市爱群小学六年级本学期考试成績優良特購贈此書誌贺並勵未来一九五一年一月於上海達成”。多少年后，当我已是大上海的一名高中生时，父亲仍严令不许穿皮鞋，不得戴手表。某次，为了显摆，我擅取父亲留在抽屉里的多余手表戴着上学去，不知怎么的，给父亲发现，没等我下课，表哥已由父亲派遣来校，当着同学的面，摘下手表没收而去，放学回家还要写“不告而取即为偷”的检讨书。父亲殁后，我们打开他的私人皮箱，里面积存的唯有孩子们的成绩报告单和我的那份检讨书。为教育后代计，我把这些旧物统转小女霁儿保管。
    1947年初夏某日，母亲胡雅韻因患癌症逝世。父亲当时已去上海谋事，被急电召回，只见他走到母亲遗体前，掀开白布盖头，看了母亲最后一眼，就过来对我说他不是祭客，我不必再跪着了。说时，镇定中像是透出对我这八岁稚子而不是对他自己的深沉怜惜。当年，父亲才43岁，母亲殁后，促他续弦的呼声很高，好像父亲也确曾有过一位叫“刘小姐”的女友，但父亲鉴于上有高堂，下有幼孥，出于超人般的责任感，毕竟终身未曾再娶。
    母亲早亡，父亲远行，我们便由祖母一手抚养，但学业进退仍由父亲每周至少一信“遥控”监督，他自称为“龙文鞭影”和“长辔远御”。幼时只知口头背诵的诗文，如今渐渐从文字上识得，有一种“重新发现”（rediscovery）的乐趣，诗文原来的意境以及背诵时候的情景双双叠现，父亲对此鼓励说：“记问之学不为学”，意思说仅用作谈资或为答问的肤浅知识算不得学问，要“入乎耳，箸乎心”才是。
    
四
    父亲通成公司时代的同仁董浩云善自为谋，此时已独力经营中国航运公司，业务日上，力邀父亲去主事总务，后更兼及诉讼文字和航运史等的定稿工作。父亲文辞犀利，孰褒孰贬姑且不论，一时在业界有“陆刀笔”之称，因而颇得董氏倚重；薪酬也较前大增，数年后得以与公司的另外两名高级职员同在上海蓬莱路新式里弄万象新村各购入一栋私宅，但是对丰俭，父亲对子女曾屡有中冓之言：“极俭可，略丰也可，大丰则不敢也。”今人会哂此话是迂腐的中庸之道，但若真个付诸实施，准可渐臻心安理得的境界。以后，父亲应董氏之召，调往香港任襄理兼总务，曾为资方拟出种种规章制度，力行罚不避贵，赏不遗贱，颇为董氏欣赏，但受到少数罔游于逸之辈抵制。办公室士气萎靡若此，父亲心灰意懒，兼之悬念沪上家人，才毅然提出辞呈。董氏几通函电挽留未果，父亲于1952年9月回到上海。
    父亲回来，与原来从事少儿出版的应启元合作，搞起中国第一家手风琴厂，取名“百乐”，想来当与“一边倒”学习苏联的大形势有关，俄曲多用手风琴伴奏。
    从本质上说，父亲是个文人，归宿不在商界。于是，应旧友徐懋庸的邀请，他在1956年应聘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当时社会科学院尚未分立）哲学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法译汉的工作，算是遂了“重操旧业”的愿望。父亲在这儿经历了“反右”等政治运动，又潜心研究哲学，与“老徐”叔叔更是朝夕相处，无话不谈，诗词应和不断，我想这对于父亲了解商场以外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和现状，都有牖前通明的作用。父亲绝对是个刚烈的爱国者。
    在晚年父亲看来，政权的更迭，与其说是某一股力量的胜利，莫如说是另一股力量的失败，而焉知前一股力量不会来个“否定之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