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质疑卢梭《忏悔录》的真诚和真实性，认定其对后世的影响煽情有余，未必没有负面作用，更以卢梭早年丧母而形成的畸形性格，要我引作镜鉴；他在参加《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以及后来六十年代反修“黄皮书”的译编工作的同时，对文学翻译的爱好得以重续，曾对罗大冈先生的阿拉贡、艾吕雅等作品的译文，系统提出过意见和建议，蒙罗先生多有采纳，并从此磋商渐频；他曾与北大徐继曾先生合作译事，前几年我还收到过徐君后人寄来的旧译重版稿酬；他译的圣佩韦文论被我系伍蠡甫先生编入《西方文论》教科书；他和徐懋庸合译的三联版加罗蒂专著《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想来对今日研究“西马”的学者仍有参考价值；他曾想全文译出都德的短篇小说集子《星期一的故事》，终因暴病而未臻其事；他一直想译的大盗亚森鲁宾的故事，久计成灵，幸亏后来由我友徐和瑾借去原文版译出问世，使中国读者知道法国有个比英国的福尔摩斯还厉害的角色……
    父亲喜爱北京的四合院，曾有意举家北迁。我投考大学时填写的第一志愿便是北大的法文系，见我已被复旦英文系录取，迁家之议始寝。
    
五
    父亲为人向来刚直狷介。我至今仍记得他如何正色训斥当年国民党浙江省省主席黄绍竑的女婿（也算个桂系“太子党”吧），当面称他是“猥琐小人”。对自从被鲁迅怒骂之后便鲜有好日子过的徐懋庸叔叔，父亲知他吸烟瘾大，即使在退休回沪之后，时将凭票购来的好烟积存后邮寄北京相赠。
    父亲这样的性格，在对知识分子如“万吨水压机”（父亲原话）般锤炼的政策面前，不免处处碰壁，自然早萌去意。所以，等我1962年大学一毕业，他即以“历史使命终于完成”为辞，立即退休回沪，并开始蓄须。这以后的三年，从“物理存在”意义上说，是我们父子最为亲密的三年。我当时已开始攻读研究生，每个周末从学校回家，父亲必已准备好美食，吃完晚饭，双双步行到近处影院看一场电影……
    1949年以后，父亲有种强烈的有产者恐惧症。故乡余姚的几椽老屋既是私产，又因年久破败，守屋亲戚时来索取维修费用，形成父亲的额外开支，实已成“暹罗白象”。1965年5月1日，乘我二姐夫公假有空，父亲便由他陪伴，亲去余姚，与民政部门洽商，把房屋无偿献交国家。5月17日事竣回沪。翌日，父亲重又按原来节奏起床，工作，傍晚时分照例外出散步一圈。他走过小食摊，见臭豆腐油亮可爱，食指大动。待臭豆腐下肚，突觉嘴干，便又食小冰砖一块。油腻和冷食夹攻，入夜，父亲突然腹痛如绞，旋被送进医院，二姐即电召我赶快从学校回来探视。不知怎地，我这时已有不祥预感，但在送父亲进手术室时仍一路随侍，举手握拳，想把力量传导给父亲，父子合力挺过这一关。手术四小时后，父亲胸腹部位缠满纱布绷带从手术室出，被推进病房。是夜，由我和二叔陪侍，父亲始终昏迷，只在神志完全迷乱之中，突问：“今天的报纸来了没有？”又急促地说：“祖宗在罚我。”长夜漫漫，陪侍中我也曾走到病房外晦冥的长廊，对着如水的月光和磊落星空，虔诚跪下，祈祷宇宙间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能把父亲从“不曾有旅人返回的未知疆域”拉回来，还给我！然而，也许真是祖宗惩罚父亲献屋，也许是我对父亲尽孝不够，感动不了列祖列宗，他再也没有醒过来，直到次日（即5月20日）早晨7点25分，向扑倒在他身上的儿子的脸上呼出最后一息。
    父亲只活了62岁。我今年已经68岁了。这几天写这篇长文，东坡一首词里的几句，老是萦绕耳畔：
    “几时回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抹云”；于我，还另有一“对”，那就是，对一个人——我的父亲！

    （此文有删节，完整文章刊于上海书店出版的《人间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