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篇旧文中，我曾写过这么一段话：“现世给了我不少虚荣，老实说我都不怎么看重。最令我自豪的是：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子欲养而亲不待’，先父对我的殷望和‘不为燥湿轻重，不为穷达易饰’的教诲，衷心铭感，匪言可宣！”
    我说的是肺腑之言。我始终扮演不好什么委员啊、劳模啊、名师啊之类的角色，但我一直想做个父亲的好儿子，以长驻记忆的父亲的修身言行，当作绳墨，努力“克隆”出一个无愧于他的儿子来。
    朋友、学生、学生的学生、素昧平生的读者都想知道关于我父亲的事，特别是陆灏宗兄屡次催促，使我踧踖不安，似乎从他第一次出题至今，这样不日不月地拖着，今日不为，于计已晚，再不动笔就要此恨绵绵了。就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我开始战战兢兢做这篇“命题作文”。
    
一
    先父，达成公，讳鸿逵。当时江浙一带出了个悍匪，与父亲同名，先父为避嫌而以字行，竟成毕生，与我的两个叔父鸿畴（冯亦代银行工作时代之友）和鸿渐（曾是复旦大学校友会理事）辈名遂殊。后来知道，“达成”二字原作“达臣”，是我祖姑丈朱敏人（名元树，晚清甲辰科翰林，上海财大朱斯煌教授之父）根据孟子“不达不成章”古训改过来的。我们陆家，包括我这一代“孙”字辈在内的男性新生婴儿和“範”字辈的女婴，都请这位“朱家公公”起名。
    读了上段，读者诸君可能误以为我们余姚陆家是什么名门望族。非也。祖父酷爱翰墨，雅好书法，只是迫于生计而供职钱庄，俟家境稍有好转，才得以送长子先进私塾，后入县立高小。据父亲回忆，当年的高小，最后几年既要读经，又习英文，科目之多以及教学水准之高“不让今日中学”。父亲不甘就此，遂于1919年15岁时来上海投考中法学堂（校址为今日沪上八仙桥的光明中学）。学堂分初、中、高三级，其中高级相当于震旦大学预科，教员多为法国神甫。父亲晚年自称：“只要有书读，枯鱼还可入水。”在中法学堂三年，他每学期跳越一级，据说创造了学堂历史上进步最快的纪录。我至今保存着学堂奖给优秀生的厚重洋装书，如《拉封丹寓言》以及比寻常旅行箱缩小五六倍的硬皮书箱。
    1921年，父亲北上投考法人经办的陇海铁路车务见习生，在百余名考生中以第一名录取，因而得以留在郑州的总工程司办公处当练习生，从打字、收发等琐细杂务做起，五年后被提擢为比利时籍总工程师的秘书。父亲在繁忙工作的同时，开始把中国小说译成法文，并用法文写作长篇的叙事文，其中相当一部分刊布在《北京政闻周报》（LaPolitique de Pekin)上。父亲说投稿的目的不在稿酬，而是为“一雪未上大学之耻”。
    继陇海铁路之后，父亲先后谋职于报酬较丰的通成（经理周作民）、华年（经理黄师让）等公司，足迹遍及半个中国，又外驻越南（时称安南）海防一年——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易饰”而穿西服的一年——直至抗战爆发始回到上海。祖父享年五十八而逝，时年未及而立的父亲从此便担负起全家的生计，维持祖母、我母及我大姐生活之外，尚需供付我一叔二姑的学费，还要悉索敝赋，清偿同胞手足经营不善导致的亏负，使先人遗泽和父亲本人近十年的积蓄尽于一旦。
    
二
    我出生于日占时期的上海中行别业。在长姐範先之后，幼子谷孙(即笔者)之前，我母还育有二子一女，除二姐範九外，余婴均未存活。时因汪伪储备银行某科长叛变中共遭制裁，日伪对中国人办的银行实行报复而突然扫荡中行宿舍（此事散见于对极司非尔路76号魔窟的多种回忆文章中），我家遂匆匆搬离，迁入建国西路合群坊。我最初的人生记忆便是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入夜，厚重的窗帘拉上，老式的百代留声机开动，传出父亲从秘密渠道买回的《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等唱片的激昂歌声；家中女眷出动去“轧户口米”天黑未归，祖母念佛，父亲踱步不止；大人摁着我理发，我扑腾挣扎，一面大叫：“你们都是日本人啊？……”也是在合群坊，父亲开始教我看图识字，用的教材就是当年中法学堂的奖品《拉封丹寓言》；稍后又教《三字经》《百家姓》《对子书》等，督促背诵唐诗，还讲《最后一课》等爱国故事。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美军B-29轰炸机时袭日占上海，关于上海将成焦土的谣言蜂起。全家会商后，决定二、三叔分别自立门户，父亲奉祖母携妻孥雇帆船出吴淞口经杭州湾返抵余姚的老屋生活。就是在船上，我记得，父亲教我背下了“孤帆远影碧空尽”等诗句。“文革”中，往返设在崇明的五七干校，都要乘坐渡轮经过吴淞口。时隔三十年，我还常回忆起幼时回乡的一幕幕往事：大人以木箱箱面为桌，陪祖母雀战消磨时光，而我和父亲睡同一个“被头筒”（指被窝），似是此生父与子唯一的一次“肌肤之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