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与政治批判

　　桑塔格完全清楚我们对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中国》的批判其实与摄影无关,“而是要建构一个模范的意识形态敌人,如同这个时期发动的其他群众教育运动”(第169页),仅此她甚至已堪称“中国通”了。她极其敏锐地揭示出中国人对摄与被摄的政治叙事原则:延续性,题材的适当性、正面性、有秩序性,关于拍摄的空间道德性,甚至连私人照片都是被集体性、礼节性和仪式感所统治(第169～171页)；她非常准确地指出,“中国人拒绝摄影对现实的肢解”,“被拍摄物永远是以正面、居中、照明均匀和完整的方式被拍摄”(第171页)。她进一步指出了中国人的摄影观与他们的现实观、社会观和历史观的内在联系:从摄影观来看,不希望照片有太大的奇特、新鲜、多元的意义；与此相联系的是,现实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别,历史只有进步与反动之分,社会也只有道德与非道德的选择。从这些意义上她认为西方人所了解的“摄影”在中国是没有地位的。同时,桑塔格也认识到,在中国摄影的价值、摄影的真实性就是看它是否对人民有益。她以汉学家西蒙·莱斯对雷锋照片的真实性的质疑来说明这个问题(第174页)。实际上,被上述的政治叙事原则所压制、扼杀的是摄影的美学原则。桑塔格认为,“在中国,政治和道德主义没有留下任何空间可供表达美学感受力,只有某些事情可以被拍摄,并且只能以某些方式拍摄。”(第175页)但她的更深刻之处还在于看到了中国摄影的政治叙事原则并非仅是一种外在的规范,而且指出了它的内在控制性——这本来是很正确的看法,但她却进而得出另一个错误的推论:“中国的秩序标准更具压制性,这就需要不仅监视行为而且改变人心；在那里,监视已内部化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这意味着他们的社会把摄像机当作监视工具的前景是较有限的。”(第176页)因而,非常吊诡的是,一方面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桑塔格写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摄影观在今天已被冲垮；但另一方面,以摄像机作为监视工具的现实却早已降临。

    摄影与道德

　　道德感的问题也受到桑塔格的高度关注。她认为,由照片而产生的道德激情并不如人们想像的那么稳固和强烈,从而对照片介入现实的可能性和力量应该给予更为审慎的分析。她敏锐地指出那些记录痛苦的照片并不一定会强化同情,相反倒有可能会使心灵麻木(第20页)；她还使用了诸如“滥情”、“折价的认识”、“摄影强迫症”等语汇说明摄影的道德缺陷——它使人们自以为可以据此理解世界,实际上是适得其反(第22页)。同时,桑塔格更敏锐地指出了重大灾难和悲剧的纪实摄影的道德问题:在现场是为了拍摄而不是为了阻止事态和悲剧的发展,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摄影伦理学无法解开的难题。

　　更复杂的道德问题存在于摄与被摄的真实与非真实、美化与丑化、权力与反权力的矛盾中,本书中的《视域的英雄主义》一文对此有多方面的分析。有些问题的提出非常深刻,比如当照片已并非只是记录现实,而是成为了现实应如何呈现的标准(第89页),“现实”这一概念的被改造难道不是一个严肃的伦理问题吗?很显然,我们平常看待摄与被摄的道德和权利问题的角度是多么受限制,逻辑性多么不鲜明。我们既很容易把被摄者看作没有应该的权利,也很容易把它看作拥有绝对的权利；我们既很容易把被摄者看作道德上的纯洁者,也很容易把它看作道德上的败坏者。

　　只有真正意识到摄与被摄的政治叙事与道德感的复杂性,摄影的真正本性才会朗然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