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实际上想保留与人教社合作获得的经济利益。”一家出版社的发行经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广西教育厅去年4月25日颁发的（2007年8号）文件。该文件里称：“根据自治区领导的指示，要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课标实验教材在广西的市场份额接近或达到50%，以确保广西出版总社继续获得人教版教材租型权。”

　　在文件后的附录版本调整情况也显示，从2007年秋季起，在广西境内使用的江苏教育、北师大、四川、仁爱等近十家出版社的教材被全部调整为人教版教材。

　　我的教材是我的吗？

　　“电脑生产商可以自己设计、生产、销售电脑，我自己主编、被教育部认可的教材，却不能自由地印刷、发行和销售，这是不是变相剥夺搞出版最基本的权利？”华东一家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张非对南方周末记者感叹说。

　　这样的疑问，从国家发改委2001年的教材招投标试点时就有了。只不过那次在福建、安徽和重庆招标试点只占上述3省学生总人数的10%，人数不多，涉及的利益不大，出版社能够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实现直接供货新华书店实现销售，因此无人出来抗议。

　　到了2005年，11省开始招标试点，让各出版社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强制租型”导致出版社的利润大幅度下降。而到了2008年，这个让他们活不下去的教材招投标即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面对可能的灭顶之灾，本来不愿意站出来面对政府部门的出版社，选择了呐喊和抗议。

　　“招投标侵犯了我们的著作权。因为教材是我们投资编写的，版权是我的，你凭什么强制我租型？不经过我同意就拿我的教材去招投标？为了打破教材编写出版垄断，教育部已经搞过一次教材编写招标了。如果发改委这个制度在旨在打破发行垄断，可以直接搞发行权招标，为什么还要出版社参加印制权的招标呢？”马朝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经过8年市场开发，北师大教材全国市场占有率为25%，仅次于人教版教材。最让他们气恼的是，自己的教材被强制租型后，他们只拿到3%的租型费，而他们还要给编写人员2%的版税，而剩下1%，根本就不够支付被租型的地区教材的维护、修订、培训费用。“如果被租型，我们一分钱不赚还要赔钱。所以我们宁愿停租。”叶子说。

　　一些小出版社没有北师大这样硬气。“胳膊怎么扭得动大腿呢？如果我不租型，等于我就退出教材市场。我拿着教材又有什么用呢？”西部某出版社的发行经理说。

　　张维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打破行政垄断，降低教材价格，招标的动机是好的，但这几年实施效果不佳。

　　江苏教育出版社教材部主任杨九诠经过调查发现，非试点地区教材价格降幅反倒比试点地区高——在11个试点地区，通过招标方式教材平均降幅8%，只有江西省降幅高达16%以上。而在非试点地区，教材平均降幅为11%，北京、天津地区降幅为13%至15%。

　　作为图书出版和发行的主管部门，新闻出版署面临两难处境：如果彻底打破教材出版和发行垄断，整个出版行业和新华书店系统的经济收入将锐减，没有人敢对此负责。因此，地方政府在教材招标程序上采用各种办法，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千方百计试图保留租型制和教材发行垄断的现实。

　　一直试图染指教材发行的中国邮政报刊发行公司很失望。早在发改委推动的教材招投标试点工作刚启动时，邮政报刊发行公司就跃跃欲试，但在第二轮发行招标试点中，各地邮政企业虽然参与了投标，但多数地方未能中标。个中原因和教材招标相似，他们被一些地方的招标细则挡在了门外。

　　而制定招标方案的国家发改委也容忍了这个现实。对这个程序不完美的招标，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副司长王强在2007年11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发改委将坚定不移地推动全国范围内的招标。

　　而更早的时候，王强在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解释：“试点之所以没有一步到位，是考虑到教材出版市场的现有格局和实际情况，避免给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更大冲击。但有一点应该明确：行政性的租型出版迟早会被取消。”

　　但是，这些出版社已经等不及了，他们甚至怀疑，自己能否看到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