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纸张涨价将导致明年书价铁定上涨的言论甚嚣尘上，加之浙江新华“低价工程”触发的口水官司，业内的不安和震动，已由局部传导至全局。书价一直是社会和媒体敏感的话题，也关乎到行业的形象和公信力。书价的这一“涨”一“降”，引起了业内人士深层次的体制性思考。

　　众所周知，中国出版业采取的是图书定价制，这是维系中国图书出版产业链的制度基础，其合理性与重要性无须赘言。但是，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定价制的内涵和外延其实已有很大的不同。自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初期，出版业一直在“保本微利”的原则下沿用着“成本+税金+利润”的定价模式。直到1984年10月文化部经中央批准，下发《关于调整图书定价的通知》，将定价权限改由中央和地方分管，改统一定价为控制印张定价的上下限。1988年8月新闻出版署转发国家物价局《关于改革书刊定价办法的意见》，改控制印张定价为控制利润率(5％～10％)，由出版社自行定价(课本、教材除外)。1993年4月新闻出版署和国家物价局再度发出改革书刊价格管理的通知，规定除课本、教材仍实行国家定价外，其他图书定价权基本下放到出版单位。

　　数次“松绑”之后的图书定价制，显现出遵循市场经济普遍准则的特征。但是，由于短时期找不到更好的定价方式，按印张定价的方式在出版社内普遍被保留，根据书的厚薄论价格的消费习惯一时间也难以逆转。

　　在我国，由于只有极少数商品实行定价制，因此社会以及媒体对图书定价制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研究，有时仅凭借一些简单推算，便得出出版业属于“暴利”行业的结论。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长时间的图书价格控制，使得消费者对书价的心理承受能力明显低于日常消费品，“书价太贵”的言论经年不绝。

　　定价权下放初期，高定价低折扣的“一折书”出现和短时期泛滥，更是给持出版业“暴利”说者以口实。加之商业竞争加剧，一些图书卖场和网上书店为争夺客源扩大销售，频频采用打折促销手段，甚至一些人为配合促销扮演起“揭秘者”形象，公开宣称“八折七折售书书店仍有利润”，引来社会舆论对出版行业以及图书价格的口诛笔伐。

　　今年年初以来，10%的纸价涨幅让出版社难以内部消化，书价上涨已成普遍预期，但业内人士担心，书价上涨将会招致“暴利”说卷土重来，在此节骨眼上，浙江新华大搞“低价工程”，自然是想不惹人议论都难。

　　事实上，在实行图书定价制的国家，对图书定价制的执行普遍有着严格的规定或立法，因此，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一折书”出现，同时对图书卖场、网上书店的销售行为进行规范。在国内，由于图书定价一直是有制度无法规，因此才屡屡出现问题。有业内人士甚至认为，肆意打折不仅有损行业形象，甚至可看作是行业的自杀行为。据悉，在新闻出版总署向国务院法制办上报的新修订的《出版物市场管理条例》中，对书价问题已有考虑，而在12月4～5日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新华书店协会三大协会联合组织的《图书公平交易规则》征求意见座谈会上，书价和打折也成为该规则的焦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