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阿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或者说“社会党人的批判”，认为马克思的三个概念即相对贫困化、产业后备军、经济权力（财富）的集中仍有价值，认为光有自由—独立和自由—权利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自由—能力，而这一点主要诉诸于经济和社会改革。不过，阿隆并不赞同马克思的革命方案，反对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主张将经营的自由列入基本自由，因为“社会的进步需要首创精神和革新精神”，而能开辟新道路和冒风险的人总是少数；认为马克思的批评部分是错误的，其许多预言也落空了，私人剥削者的消亡之后可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消灭剥削更能带来更大的奴役，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排除某种程度的计划化，混合经济已经成为全世界共同的现实。

    和托克维尔一样，阿隆珍视自由本身，认为“政治自由使人获得尊严，使人成为非守旧的和非反叛的，但批判性的和负责任的公民”（１１９页）。超越于托克维尔和马克思的是，本书以一种新的视角，即在人们更多地把自己看成是生产者或消费者而不是公民的技术社会中，探寻自由的多样性和政治自由的意义。阿隆吸收了哈耶克所谓的“辉格党人的批评”的合理成分，看到了现代国家扩张和官僚化、行政权扩张和强化、权力的集中化以及经济规模化的趋势。更重要的是，阿隆注意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日趋复杂化和技术化的社会，政治日益专业化，缺乏专业知识的议员越来越难以和拥有专业知识并配备专家的政府官员对话和发挥议会监督的作用，作为人民代表的议会越来越成为“最高权力的象征性拥有者”，众议院正在重蹈国王的覆辙——“统而不治”；现代社会存在着“非政治化”或者说“非意识形态化”的趋势，工业社会中的政治争论集中于经济和社会问题，而舆论则越来越被大众传媒操纵……总之，民主制度处于危机之中，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自由处于衰败之中。那么，现代科技社会，民主如何运转，自由如何可能？阿隆谦逊地说，“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看来有点自命不凡和不明智”。事实上，正如阿隆所言，就其篇幅而言，“本书只能是一个提纲”（１０４页），然而，就其本质而言，“本书中提出诸自由问题的方式今天具有和过去同样的价值” （１２０页）。

    最后，我想指出，本书的翻译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本书中的“立法者”应当翻译成“议员”，因为立法者是古典政治哲学的一个专用术语，其地位尤在政治家之上，相当于中国经学中的“素王”，阿隆并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 ｃｈｅｃｋｓ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翻译成“分权制衡”似乎更为贴切（３０页）；另外，我怀疑“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走向灭亡”（１１８页）应该指的是阿克顿的名言“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