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标教材:强者的游戏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周安平一向坚定地认为义务教育和环境保护是国家最应该抓紧抓好的两项重要的公益事业,因此他立志投身新课改和教材建设之中,但同时他也在为教材利润的不断下滑而担心。西南师大社一共有四科教材进入了教育部《2007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学用书目录》,已经在全国十来个省市区使用,全社有1/3的收入来自于教材。因此,该社对教材政策的调整和市场的变化非常敏锐。

   近几年来的教材政策变化已经把西南师大社“推下了海”。为了以防万一,他们把一般图书的出版提上议事日程。在4月下旬重庆的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他们会推出一套九本的文化社科类新书《后现代建筑文化解读》,图文并茂。周安平认为,于丹说孔论庄的火爆虽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但可以看出一般读者对文化科学普及类图书的需求很大。他力使西南师大社也能抓住大众文化市场这一发展机会。

   2001年,义务教育新课标对出版社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而在此后长达七年的实践中,随着宏观政策对教材价格的调控持续加强,教材出版头上的耀眼光环消失,随之消失的,还有出版人最初对教材出版的“高烧”。

   面对教材出版,大小不同、强弱不同的社,进退取舍的战略选择也各个不同。而选择坚守的出版社,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可能在新的市场格局中成为教材强者。

微利时代的进退取舍
   从2001年至今的七年,教材出版市场的新格局基本确立,其态势可用“强者愈强”来形容。

   北师大社社长赖德胜作过统计,目前,全国共有83家出版社介入新课标教材出版,占全国出版社总数的14%;其中,拥有l0个品种以上的有5家社;拥有5~9个品种的有10家社;拥有1~4个品种的有68家社;只有1个品种的有24家社。前15家社(占18%)拥有的品种占到全部品种的52%。

   在教育部《2007年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学用书目录》上,人教社以33科教材稳居榜首。第二名教育科学出版社有15个科目的教材人选。北师大社和江苏教育社则分别以13个科目和7个科目,组成基础教育教材出版的“第一梯队”。

   根据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课题组的《2006年我国出版集团和在京部分大社名社经营情况的分析报告》,在新课标市场表现突出的人教社、教育科学社、北师大社,在总资产、净资产和销售收入三项指标,在接受调查的39家出版集团和出版社中分别排名18、35和39,相对靠后。但是,三家社在税前利润的排名中则依次为5、18和31,这表明教材强社所具备的强劲盈利能力。

   毋庸置疑,在教材微利化时代,品种和规模成为坚守教材出版的关键。教材出版传统大社、强社会不断追求品种的完善和规模的扩大。

   根据教育科学社内部掌控的标准,一种教材起始年级的使用量必须要达到100万册以上,用五年的时间,才可能收回成本。李人凡认为,通过教材出版这个高门槛、高风险、高成本的不成熟市场,可以实现教材出版社的优胜劣汰。他看到,“尽管在不少社眼里教材已经味同鸡肋,但水利水电、机工等出版社都还在投入,主要因为教材相对来说还是品牌产品、长线产品,通过大使用量和不断重印平摊成本”。

   正因为教材品种和市场份额的关键性,北师大社和教育科学社等教材出版大社、强社在接受采访时纷纷表示,如果针对新课标教材的申报再次开放,他们“一定会积极支持国家政策”,把教材开发得更完善、品种更齐全。

   而手里仅握《音乐》一科教材的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刘清华则表示,教材出版是一件大事,“要慎重考虑”。湖南文艺的《音乐》教材是全国仅有的三套从小学到高中全部通过教育部审定的教材之一。目前已在全国28个省市使用,平均市场占有率35%,在有的省市已经达到50%以上。但是,“独木难成林”,教材政策的调整和市场的变化令湖南文艺社产生了明显的不安全感。“我们处心积虑搭起的这栋大厦,就像建在沙滩上一样,政策一个浪头打过来,就可能一瞬间土崩瓦解。”刘清华说。从2006年开始,湖南文艺社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高调进入原创文学、青春读物、体育图书、文化生活图书等一般图书领域。 2006年开始运作的“大风原创文学”系列图书,迄今已经有九本登上了畅销书榜。

   对坚守教材出版的出版社而言,竞争也在升级中加剧。按北师大社社长赖德胜的观点,新课标实践已经使义务教育教材出版格局从人教社“独家垄断” 转向了“垄断竞争”(许多厂商生产和销售有差别的同种商品),按照国外市场发展的规律,”垄断竞争“将转向”寡头垄断“(极少数几家厂商控制整个市场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的市场)。周安平把这一市场格局的描述为: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为主、几家大的出版机构为辅。其中,人教社可能占到50%~60%左右的市场份额;教育科学社、北师大社、江苏教育社、湖南出版集团、广东出版集团、华师大社、西南师大社等,总共可以占30%的市场份额;剩下将近1O%的市场份额,是各种特色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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